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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13日 分享: Facebook Google+ LinkedIn StumbleUpon Pinterest Email 打印機版
 
 
《解體黨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後人們的表現(下)
————上篇:黨文化是怎麼建立的
 
【人民報消息】

目錄:

3. 天不怕地不怕,張嘴就是謊言,滿嘴髒話,行為低下
1) 張嘴就是謊言
2) 黨文化教人學流氓說髒話
3) 黨文化讓人舉止行為低下

4. 去掉黨文化,人們已經不會講正常人的話, 不會用正常人的思維
1) 黨文化的話語系統控制了人們的思想
2) 所謂的新詞也是在黨文化的思想中製造出來的
3) 黨文化的鬥爭意識成為人們的生活習慣
4) 人們跳不出黨文化的思維定勢

結語

=================

3.天不怕地不怕,張嘴就是謊言,滿嘴髒話,行為低下

中國素以“禮儀之邦”聞名於世。敬天信神、相信善惡有報是中國人幾千年的傳統,即使那些沒有明確信仰的人,也相信“老天爺”的存在。傳統上中國人遵循神佛、聖賢的教誨而努力完善自己的人格。人們對天、地、人的態度是恭敬、謙卑的,整個社會通過禮儀來規範。

然而共產黨鼓吹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有把人改造成得無所畏懼,中共利用來奪權、搞運動才方便。要是人對人有禮,對物有惜,對天地神明有敬畏,這樣的人是不會把“聽黨的話”放在第一位的。因而在黨文化的建立過程中,中共灌輸的無神論使得中國人遠離華夏祖先對天地神明的敬畏和對生命終極的關懷;其鬥爭思想又使得中國人既不信“壁立千仞,無欲則剛,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古訓,也不信“己所不予,勿施於人”的教誨;其唯物主義則使中國人徹底拋棄祖輩們上下求索的心靈上的超越、人格上的昇華之“道”,把來自東方的“慈悲”和來自西方的“博愛”視為“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和“虛偽的遮羞布”。人們的語言中充滿了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咄咄逼人,充滿了“戰天鬥地”的狂傲,舉止粗俗、滿嘴謊言和髒話,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張嘴就是謊言

世界上哪個國家都有人說謊,但是,在許多國家整個社會的機制是以誠信為基礎的,講信用是一個人能夠長期立足社會的資本。而在中共統治下,謊言成為中共社會的“立國之本”,整個社會靠說謊支撐,說謊成為人們在社會上生存的基本技能。

中共的歷史就是一部謊言史,謊言是維持共產黨的統治的柱石。不管是公開,還是私下,不管是對內,還是對外,不管是大事,還是小事,處處都充斥著謊言。人們在政治鬥爭中,從中共的榜樣中,也學會了謊言。人們為了符合黨的要求,避免自己成為被運動打擊的對象,就得陪著黨說謊,跟著喊“超英趕美”、“畝產萬斤”、 “一片形勢大好”。中國大陸流傳過這樣一首打油詩:“村騙鄉,鄉騙縣,下級騙上級,省長騙中央,一級一級往上騙,一騙騙到國務院。”一路說過來,人們覺得習慣成自然,好像說謊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整個世界和社會就是這樣運作的。

電影《手機》反映了張口就是謊言的社會現象的一個側面:因為有了外遇,所以要精心編製謊言來欺騙別人,家庭成了編謊和拆謊的戰場。不但如此,它也演出了生活中慣用的許多經典謊言。整個社會存在手機恐慌症,不是怕手機,而是因為手機容易揭開謊言。電影的編導有句話:“有很多時候謊言支撐著我們的生活”。

傳統觀念中,道家講做真人,佛家講出家人不打誑語,儒家講信,都認為撒謊是不對的。孔子把“仁義禮智信”作為五常。其中人與人之間的誠信,是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所以孔子也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就是說如果人沒有信用的話,不知道他還能做什麼。

治理國家的道理何嘗不是如此。孔子的學生子貢曾向老師請教治國的辦法。孔子說:“一是讓老百姓豐衣足食;二是國家擁有強大的軍隊;三是取得臣民的信任。”子貢問:“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條,應該先去掉哪一條?”孔子說:“去掉軍隊。”子貢又問:“如果再去掉一條呢?”孔子答:“去掉衣食,寧可不得足食,也要保住信用。如果得不到臣民的信任,國家遲早要滅亡。”

因為唯物論強調物質是第一性的,人們考慮問題都從物質利益出發。在傳統觀念被批判否定後,中國人沒有任何對謊言的顧忌和來自道德的約束。整個黨文化體系又是鼓勵說謊,人們說謊話沒有任何負罪感。說謊變成了沒有任何理由的一種本能行為。只要對我有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天不怕地不怕,因此用謊話來取得自己的利益變成了普遍現象,不但張口就是謊言,而且說謊的時候已經在考慮下面怎麼說怎麼做能夠圓謊了。

還有人把撒謊不講誠信的社會現象,歸結為西方“資產階級”特有的、唯利是圖的市場本性。然而市場經濟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了,而這些國家並沒有因為實行了市場經濟就成了騙子社會。恰恰相反,西方國家十分注重誠信,誠信是最不可或缺的個人品質和最重要的人生財富。在西方,誠信已成為經濟交往中最基本的準則,也是企業追求的目標。在利益和信義發生衝突時,人們會選擇信義,因為惟有信義才能帶來持續的利益,一時的欺詐會取得短期的收益,但最終會成為企業發展的絆腳石。不講誠信,在西方國家裏,時間一長寸步難行。

黨文化讓人說謊還表現在兩套話語系統中,就是臺上一套,臺下一套。“落實以德治國,……深入開展反腐敗鬥爭”(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受賄660多萬元,無期徒刑),“我最大的心願是在未來5 年內解決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160萬人口的貧困問題”(雲南省省長李嘉廷,受賄1800多萬元,死緩),“想到廣西還有700萬人沒脫貧,我這個當主席的是覺也睡不好呀”(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傑,受賄2000多萬元,死刑),“反腐倡廉工作一刻也不可放鬆,始終頭腦清醒、旗幟鮮明、態度堅決”(上海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陳良宇,涉及數十億社保基金案,被撤職調查)……同樣,普通的民眾也存在兩副面孔、兩套話語系統。在做政治表態,寫政治學習體會時使用一套冰冷的政治話語,在生活中使用另一套比較人性化的語言。

人人張嘴就說謊,既是為了適應中共的政治環境,同時,也已經變成了人們的思維習慣,謊言造成了社會的誠信危機,老百姓最後不得不吞食社會道德墮落的苦果。一個全面腐敗,全面造假的社會,人們自己都說“法不責眾”,誰也不知道該如何收拾中共造成的這個爛攤子了。

黨文化教人學流氓說髒話

除了撒謊之外,滿嘴髒話也是黨文化中的一個特色。傳統觀念衡量好壞看品德,而中共的歷史唯物主義是在“革命”和“階級”標準下辨別好人和壞人,把中華傳統禮儀一腳踐踏在地。

巴黎公社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可以說是共產黨的老祖宗。自稱流氓無產者的巴黎公社社員們按照歷史記載是地地道道的流氓,當年這些沒有受過教育、靠偷雞摸狗過活的社會流氓地痞打著共產主義的旗號洗劫了巴黎城。受巴黎公社流氓起義的啟發和蘇共的栽培,中國共產黨也是依靠流氓無產者起家。中共認為“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裏並不諱言遊民痞子的革命作用而大聲疾呼痞子運動“好得很”。毛還在1964年8月18日一篇《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裏說,“什麼北大、人大!還是那個大學好,我就是綠林大學的,在那裏學了點東西。”

中國古代也有流氓得天下的例子,劉邦年輕時在沛縣當亭長,以好色嗜酒而出名。可是他奪得政權之後,也懂得馬背上得天下,不能馬背上治天下的道理。他命令儒者叔孫通和他的門徒一起,制訂朝儀,用道家思想,以道德仁義、清靜無為令天下修養生息。古時的流氓也知道維持政權得用正統文化而不能用流氓手段。

但中共奪權之後,卻繼續以流氓手段統治國家。在黨文化的體系裏,處處充滿流氓的匪氣霸氣,知書達理是“封資修”,知識份子是“臭老九”,粗鄙下流成為最具“革命精神”。滿手老繭的工人心最紅、農民腳上沾的牛糞最香。“儘管他們的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都乾淨。”你要覺得牛糞是臭的,那麼就說明你的階級感情有問題,所以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都必須說牛糞是香的,越聞越香。經過數十年中共對流氓粗鄙文化的宣揚歌頌,從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改造著人們的生活習性,把人變得滿嘴髒話,行為低下。互聯網論壇上,充滿髒話和詛咒的帖子可以說是中文網站的一大特色。本來可以心平靜氣討論,卻變成了某些人用各種下流惡語進行謾罵和大搞人身攻擊撒野的地方。在被黨文化灌輸的仇恨和狹隘的“愛國主義”偏見之下,民主、人權、臺海、法輪功、宗教信仰、外交關係等等話題,都能成為被下流謾罵的犧牲品。

從最高領導人的流氓語言,如“脫褲子”、“割尾巴”、“放屁”等被寫進教科書,到文革全民運動中對流氓行為和語言的鼓勵,再到八十年代以後引進上海灘之類流氓企業家影視作品作為樣板,流氓居然堂而皇之成為了大家可以觀摩效仿的對象。

在目前的社會中,信仰缺失,理想破滅,權力、金錢成為人們唯一的追逐目標和興奮點。人們受進化論學說影響,爭當欺壓別人的強者,認為成功需要“匪氣”。一般人沒有隨便打人的權力,罵髒話就可以起到讓弱者畏懼、給自己壯膽的作用,“我是流氓我怕誰?”正是髒話背後天不怕地不怕心態的真實寫照。

黨文化使人舉止行為低下

如果你直接對一位當代的中國人講,你行為低下,很可能十個有九個覺得你有問題,自己的行為非常正常,哪來的低下?

2006年9月,中國國家旅遊局在其官方網站公布了公眾反映比較普遍的大陸遊客國內國外旅遊的不文明行為。

中國公民出國 (境 ) 旅遊常見不文明行為:

1、隨處拋丟垃圾、廢棄物,隨地吐痰、擤鼻涕、吐口香糖,上廁所不沖水,不講衛生留臟跡;

2、無視禁煙標誌想吸就吸,污染公共空間,危害他人健康;

3、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爭搶擁擠,購物、參觀時插隊加塞,排隊等候時跨越黃線;

4、在車船、飛機、餐廳、賓館、景點等公共場所高聲接打電話、呼朋喚友、猜拳行令、紮堆吵鬧;

5、在教堂、寺廟等宗教場所嬉戲、玩笑,不尊重當地居民風俗;

6、大庭廣眾之下脫去鞋襪、赤膊袒胸,把褲腿捲到膝蓋以上、翹“二郎腿”,酒足飯飽後毫不掩飾地剔牙,臥室以外穿睡衣或衣冠不整,有礙觀瞻。

7、說話髒字連篇,舉止粗魯專橫,遇到糾紛或不順心的事大發脾氣,惡語相向,缺乏基本社交修養;

8、在不打折扣的店鋪討價還價,強行拉外國人拍照、合影;

9、涉足色情場所、參加賭博活動;

10、不消費卻長時間占據消費區域,吃自助餐時多拿浪費,離開賓館飯店時帶走非贈品,享受服務後不付小費,貪占小便宜。

國內的常見不文明行為,和這十條大同小異,但多了一些內容。比如,在景觀文物、服務設施上亂刻亂劃,踩踏禁行綠地,攀爬摘折花木;不聽勸阻餵食、投打動物,危害動物安全等。一般旅遊的人算是比較有錢的,社會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也比較高,這些人尚且如此,一般生活在中國社會裡的人就更不能幸免於這些低下行為。

全世界其他地方人也這樣嗎?其實不然。巴黎聖母院“請保持安靜”這句話只寫給中國人看,去過巴黎聖母院的中國人都會看到這句中文告示。在巴黎,公共場合有中文的地方並不多,而其他國家包括法國的遊客並沒有這種“禮遇”。泰國皇宮洗手間裏有醒目的中文告示,“請便後沖水”。美國珍珠港的垃圾桶都有中文提示,“垃圾桶在此”。這種僅以簡體中文標出的警示牌,也在中國人出境旅遊的主要目的地——法國、德國、日本、泰國、新加坡等國頻頻出現。

中國人以前這樣嗎?中國叫禮儀之邦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了。中國的“禮樂射禦書數”傳統六藝中,“禮”字第一,充分說明了中國人重視禮儀的傳統。《論語》上有一則故事,孔子警告兒子孔鯉說:“不學禮,無以立。”意思是:如果不學禮的話,是沒有辦法立足的。曾經家喻戶曉的《三字經》中指出,做兒女的,從小時候起,就應熟習在不同場合的各種禮節,學習禮節儀文之事。歷史上一些著名的“家訓”、“學規”中,都有大量的關於日常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禮儀規範。人與人交往,如何稱呼對方,彼此如何站立,如何迎送,等等,都有禮的規定。即使是吃飯,也應該在舉手投足之際顯示出自己的修養,謂之食禮。行為合於禮,是有修養的表現,反之則不能登大雅之堂。可以說,當時社會的主流是要求文明、修養、禮儀、行為高雅得體,如果想被社會接納,就要修身養德而規範自己的行為。

唐宋以前,中華文化是優雅的代名詞,中國是禮儀輸出國。史載中國商人到東南亞去,被看作來自禮儀之邦的人上人,甚至免費食宿。日本和朝鮮也一直深受唐代文化的影響。現在的韓國和日本仍然繼承了一些來自中國的禮儀規範,人們還比較重視使用表示敬意的雅語和舉止。

中共的黨文化裏邊有進化論的弱肉強食部分,鼓勵人們互相傾軋,沒有提倡對人個體的尊重的部分,宣揚粗鄙,在個人行為中,不考慮他人,隨隨便便,我行我素,怎麼方便怎麼來。

現在大陸民眾對“性”的認識,更是“與時俱進”,“上升”到把“性”、“家庭”、“婚姻”分開對待,把“性”作為一種社會的娛樂活動,很多人還認為是進步。這種低下行為導致了社會倫理的混亂,把幾千年來中國人的家庭觀念都打破了。有人覺得外國人不是也很性開放嗎?但是,在西方社會有宗教和道德、法律的約束在那裏,事情不會太過離譜,現在連西方人到了大陸,都感概大陸性之開放早已“勝於藍”了。

心理學裏有一個著名的現象,就是從眾效應。講的是,個人總是傾向於跟隨大多數人的想法或態度,不知不覺地在認識和行為上和多數人保持一致,以證明他自己並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與一個群體之中。同樣,在這樣的粗鄙黨文化占主導的社會裏,把衛生習慣差、教養程度低的人作為行為模板,人們不效仿的話,自己都覺得怪怪的不合群。人們形成了習慣,不覺得自己的行為已經被黨文化改變得低下了。

中共基於進化論自然選擇、適者生存的思維方式,認為新的東西是經過篩選的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比舊的更好,古人都是落後的。因此,人們按中共意識形態政治正確的黨文化為標準,不分青紅皂白對傳統思想、傳統文化、傳統風俗、傳統習慣文明進行破壞,禮儀教養被作為封建主義批判,整潔文明被當作資本主義唾棄,延續了幾千年的禮儀之邦的文明被摧毀了。

4.去掉黨文化,人們已經不會講正常人的話,不會用正常人的思維

說今天的中國人離開黨文化,就不知道如何思維了,不會講正常人的話了,有人覺得這話太“過分”,帶有“侮辱”性,但是,事實就是這樣,因為黨文化的種種理論、話語系統和思維方式早已浸透人們思想的各個角落。

在中共五十多年的統治中,通過各種灌輸手段造就了整個社會由黨文化構成的環境,讓人們耳濡目染。同時,在否定了傳統文化和傳統觀念、批判掉儒釋道之後,使中國人接受了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和鬥爭思想,造成了中國人建立在黨文化上的一整套思維方式和善惡標準。中共的邏輯成為大眾的邏輯,中共的語言成為大眾的語言,這種邏輯和語言反過來又強化了人們的思想。把黨話變成了普通大眾的日常詞匯,進而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從根本上使得黨的意志融入了人心。在人們說話時,習慣性地把頭腦中的黨文化思維當作自己的思維。

那一套話語、行為和思維模式的內在變異含義,是由中共強加的,並不是一個正常社會的表達方式,只有接受過黨文化熏染的人才能夠理解和解讀。這種強行灌輸而形成的全方位的遍及社會每個角落的黨文化話語模式、行為和思維方式的現象,無論中國傳統的古代社會,還是現代主流文明中,都從來沒有出現過。因此,中共統治下的人們的言語、行為和思維方式,都與中國的傳統社會、世界主流價值格格不入。中共領導人出訪時的講話與行為,也經常讓人覺得怪怪的無法理解。

黨文化的話語系統控制了人們的思想

黨話是以“系統”的方式存在於當今中國人的生活中。與自然語言不同的是,黨的一切建構了一個人為的“約定俗成”的政治話語體系,取代了正常社會自然形成的生活、思想和語言交際的內容,中國人就生活在黨話編織的社會結構裏。

中共建政以後,“人民”大概是使用最廣泛的詞語之一了:政府號稱“人民政府”,軍隊叫作“人民軍隊”,錢幣叫“人民幣”,甚至走的馬路也叫“人民路”,還有 “人民電臺”,“人民廣場”、“人民公園”、“人民醫院”、“人民銀行”……和一切共產國家一樣,一方面無處不在的被稱為“人民”的各種設施、機構、團體暗示著每個人的一切利益、權利似乎都有了具體落實,不必自己再費心了;另一方面,“人民”被戴上了如此神聖的光環,以至於小民百姓都戰戰兢兢弄不清到底誰是人民。

有這麼一個故事,上世紀70年代某人到“人民商場”購物,“人民營業員”態度粗暴,顧客質問:“你這是為人民服務麼?”答曰:“為人民服務?你代表人民?”顧客竟一時結舌。

當然,同樣的情形,也可以發生在和“人民政府”、“人民警察”打交道中……在中國,雖然“人民”沒有法律上的定義,但在中共黨文化裏“人民”有著特殊的含義。在這裏只有中共才可以代表“人民”,才有權劃定誰是“人民”,誰不是;而後者就將成為“人民的敵人”,可以不經法律程序而剝奪其權利。他們通常被冠以另一個特定稱呼:“一小撮”,儘管這“一小撮”有時候多達成百上千萬人,比如1957年給中共提意見的“右派”、1999年仍堅持修煉法輪功的人群等等。 “人民”一詞雖然不是中共造出來的,但在黨文化中被賦予了特定的涵義,當人們習慣性的在各種場合使用著“人民”、“一小撮”等詞語的時候,已經在無意識中認可了中共對於誰是或不是“人民”的隨意劃定,或按照中共的意圖進行政治劃分和站隊。

類似這樣滲透生活方方面面的的黨文化詞句還很多。比如中共建政直到上世紀末,學生從學校畢業後,都要“分配工作”。“分配”一詞就表明“黨”具有支配權,所以很多人下意識中就覺得飯碗是中共“賜予”的,而不是自己通過努力獲得的。特別是很多警察在追隨中共迫害民眾的時候振振有詞:“共產黨給我的飯碗,我就得聽共產黨的。”

黨話系統是黨的意識形態、黨的意志、黨的運作實施的載體和工具,中共利用一切國家手段和國家功能完成黨語言的體系建立、規範和使用。所有標準話語產生的機構——輿論媒體都由官方占有,並配備中共獨家特色的中宣部以及下屬宣傳系統,幹部培訓和組織生活系統,中央和各級黨校等思想教育機構。歷來報紙、文件、官方講話、學校教材都是統一傳播黨語言的制度方式。多次政治運動生造出大量新詞。各級組織帶領群眾使用並沉澱在日常生活中,形成黨傳統、黨文化的基礎。規範文藝、電影、廣播、戲劇,樹立黨文人、黨文化樣板,推行黨話語標準化。文字獄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恐懼作用巨大而持久。在完成黨話語建立過程後,中共又立法使之具有合法性。這一切都使得黨話語系統成為中國人說話的主導。幾乎每一個中國人,在需要的時候,都可以隨口說出整段整段的極其標準的黨八股話。

“謊言重覆一千遍就是真理”,這句話決不是僅僅具有修辭的意義。人們都討厭黨八股,可是從中共的文件、講話、匯報、總結、報紙社論、大中小學教科書、新聞、電視、電影等等等等,被大量重覆的恰恰是中共製造的那些黨話,這些話並不因為人們討厭它它就不發揮作用。恰恰相反,它們以語言符號的形式儲存在人們的無意識深處,隨時都會發生作用,左右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有一個故事,說有一個廚師,家人深受共產黨迫害,後移民到美國加州定居。在餐館廚房剁肉時,伴著一刀一刀的節奏亨著小調,煞是來勁。不過,對共產黨深惡痛絕的他,唱出的居然是“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千遍萬遍下苦功夫”,別人給他指出,連他自己都哭笑不得。人們的思想中被灌輸的太多的黨文化的東西和太多黨文化的話語了,成為了人們思維邏輯和講話的自然部分。

中共建政之後,中共的老百姓就落入了中共政教合一的獨裁統治的牢籠,但中共卻宣傳為“解放”;中共對中華民族正統文化的傷害、對中國人的迫害超過任何一個異族,但中共卻稱之為“新中國”;中共的瑞金“蘇維埃”“革命政權”從事的其實是國家分裂活動,是投靠蘇聯的賣國政權;中共“長征”其實就是一場大逃亡;南泥灣“大生產運動”實際上是非法種鴉片的運動;中共的延安“整風運動”其實是一場駭人聽聞的人間地獄式的精神迫害;餓死幾千萬人的“三年自然災害”其實一場人禍; “文化大革命”其實是一場文化大破壞、全民大洗腦和政治大清洗;“改革開放”其實是暫時放鬆了專制高壓,是中共不得已的救命招數……諸如此類,如果還原歷史事件的真實面目的十分之一,就足以改變所有中共造出的那些詞的騙人光環。但是,因為中共的灌輸和話語壟斷,人們一直沿用,如果去掉這些詞,很多人真的會不知道怎樣去描繪去思考那些歷史事件,不知道該怎麼說話了。

明明被共產黨迫害了,一旦“平反”,就又對其感恩戴德;一提人權,就說是 “搞政治”;西方有人一批評中共,就說是“反華勢力”;海外華人抗議中共的暴行,就被認為是“不愛國”,是“抹黑”;聽說了中共出賣大量領土,反而去給賣國的找臺階,覺得黨這樣做一定有我們不知道的“高瞻遠矚”(把他賣了還幫人數錢);聽中央電視臺一年365天的灌輸覺得很自然,收到幾個揭露中共惡行的電話、郵件,或者幾十分鐘的真相插播,就認為是在“破壞社會秩序”;對於一個行兇的犯人,人們要追根究底,繩之以法,而面對共產黨在歷史上罄竹難書的罪惡,人們反而總是認為共產黨善於犯錯誤,還會“有勇氣改正錯誤”…… 人們自然流露的思維中,那些詞語“平反” “搞政治” “反華勢力” “不愛國” “抹黑” “高瞻遠矚” “破壞社會秩序” “有勇氣改正錯誤”等等,都是中共高調宣傳的詞匯,卻早已成為了人們邏輯思維的理論基礎。

現代中國,人們的口頭禪很多都是很有中共黨文化的語句。現代中國,人們的口頭禪很多都是很有中共黨文化的語句。比如“同志”,“貫徹”,“領導”,“號召”,“基本原則”,“基本路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XXX特色”,“將XXX進行到底”,“跟共產黨作對,沒有好下場”,“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聽共產黨的話,跟共產黨走”,“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團結就是力量”,“紅星照我去戰鬥”,“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走在社會主義大道上”,“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形勢一片大好”……去掉這些黨文化話語,很多人可能覺得日常基本表達都會很吃力。黨文化語言對中國人的控制之深,遠遠超出一般人的想像。

所謂的新詞也是在黨文化的思想中製造出來的

黨話不是停止不變的。人們形成的黨文化思維就像是加工廠,機器和流程都是現成的,來的新信息和社會現象經過黨文化思維的加工就成了新的黨話。它們屬於黨的系統,具有黨要的內涵,但是又因為不是赤裸裸的黨的意識形態內的詞匯,所以更不好分辨。

當今網絡上流行一個字母縮寫“FB”,這兩個字母原本是腐敗的拼音字頭,一般代表吃飯聚聚,也有些人就直截了當說,“今天去腐敗一下”。這個詞誕生於民間,本身不是中共造出來的,但它是在黨文化思想的影響下造出來的。它把本來屬於負面的腐敗行為正規化,弱化了社會對腐敗行為的道德壓力,實際上也認可了腐敗現象無處不在,暗示中共的腐敗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這好比人們若習慣把日常的正常行為稱做偷竊,則真正的偷竊者就不再會感到自己的行為可恥。

“弱勢群體”一詞,也是產生於民間,隨著頻繁使用,2002年開始在中共正式文件中也出現了。“弱勢”的概念源於黨文化適者生存的邪說,暗示這個群體是不適應社會體制而被淘汰的。這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共本身的獨裁制度造成的問題。以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為例,中國農民在政治和經濟上長期地位低下,這完全是中共的歧視政策造成的。這種歧視可以和惡名昭著的前南非種族政策相比。這裏引一段中共四十年前編寫的小學地理課本對南非的概況描述,讀者不妨對比一下中國農民和非洲黑人的境況:“南非聯邦政府先後頒布了‘通行證法’、‘種族隔離法’、‘奴役法’等七十多種種族歧視和壓迫的法令,每一個法令就是一道枷鎖,非洲人的權利和自由被剝奪乾淨。拿“通行證法”來說,這項法令規定年滿十六歲的非洲人必須攜帶‘身份證’‘遷移證’‘尋職證’‘納稅收據’‘居住證’ 等二十多種,以備警察檢查。如果證件不全或者忘記攜帶,就要作為‘無業遊民’遭到逮捕。根據南非聯邦警察局的報告,僅在 1958年,就有將近六十萬的非洲人由於違反‘通行證法’和‘檢查法’而被逮捕。”但在黨文化的洗腦下,清醒認識到中共的歧視政策並對此進行合法抗爭的人並不多。

這些年很多有代表性的新詞,比如 “中國特色”、“四個現代化”、“初級階段”、“小康社會”、“下崗”、“待業”、“非公有制經濟”、“思想道德建設”、“扶貧”、“三講”、“三個代表”、“以德治國”、“與時俱進”、“和諧社會”、“不健康內容”、“有害信息”、“和平崛起”、“崇尚科學”、“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提高執政能力”等等。這些新詞也都是黨文化的產物,被中共賦予了特定的內涵,用這些詞語來為維護中共的統治,信息有沒有害不是對人民而言,而是對中共有沒有“危害”,高唱“崛起”是給人們弄一個民族主義的畫餅,讓人們忘掉社會的危機而去擁護中共。中共繼“三個代表”之後,又搞了“八榮八恥”,其實,裡面的每一條內容都是在黨文化的範圍中講的:什麼是封建迷信,什麼是尊重科學?什麼是愛國主義?完全是中共黨文化的定義。符合共產黨的就是“尊重科學”,擁護共產黨的就是“愛國”的主義。

黨文化的鬥爭意識成為人們的生活習慣

傳統中國人的思維裏,儒家講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佛家講與人為善,道家講順其自然。然而今天的大多數中國人,卻在相當程度上認同中共把中華五千年輝煌的文明歷史說成是階級之間爭權奪利的鬥爭歷史。在今天的許多中國人眼裏,甚至在很多知識份子看來,中國的煌煌二十四史,只不過是一部充滿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權勢傾軋等等厚黑詭謀的爭鬥史。中國人都相信讀史可以使人明志、可以明理、可以增進智慧,可是如果中國歷史真的如中共描繪的是充滿奸詐、一片黑暗,人們又何從明志、明理?這樣一個黑暗愚昧的民族又怎麼可能曾經創造出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

人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其實恰恰是自己內心的世界的映射,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從黨文化的鬥爭意識“武裝”大腦的人,看到的中國歷史自然也就是爭鬥與廝殺,而看不到唐堯禪讓的美德、大禹治水之無私、將相和之寬容大度、看不到屈原的剛直不阿,也看不到蘇武的不屈氣節、文天祥的一片丹心、岳飛的精忠報國。

今天的中共雖然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可是人們的思想仍然受“階級分析”的影響,“懷疑一切”、“深挖思想動機”,迄今仍然是許多人判斷事物時的第一反應:分析中共六四鎮壓學生,因為學生領袖的動機不純,所以他們應當負擔一切責任,開槍殺人的中共反倒沒有什麼罪責了;海外有人揭露中共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惡,其動機一定是為了“抹黑中國”,中共的罪惡是否屬實反倒不重要了;農民工辛苦一年卻薪水被騙,不得已採用自焚、跳樓等極端方式討薪,其動機是為了“作秀”,所以要立法懲治,而拖欠薪水的當事人和造成慘劇的社會制度反倒沒有法律責任了;中共發動“大躍進”活活餓死四千萬中國百姓,因為其動機據說是為了“趕英超美”,所以中共的罪行反倒是可原諒的了。

中國人的思維受黨文化影響,受黨文化支撐,其中唯物辯證法講階級鬥爭,進化論講弱肉強食,簡單的把中國歷史看成血雨腥風的鬥爭史,這些都給中國人加深了鬥的意識。中共反反覆覆種植暴力為核心的共產文化,把幾代人造就成滿懷仇恨、嚮往沖殺的“無產階級戰士”、“社會主義新人”、“黨的馴服工具”。中國人的鬥已經在思維裏起主導作用,中國人喜歡內鬥已經成為我們公認的事實。互相拆臺,爭鬥得你死我活,中國人的生活規則變成了麻將規則──防住上家,看住下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讓別人和。有人有了成就,往往被排擠、詆毀,別人不是見賢思齊,而是妒火中燒。於是臺上手握手,臺下使絆子。鬥還不光為了利益,而是以摧毀對方人格為目標,使用的手段也集中國人不好的智慧之大成,無所不用其極,不理會任何規則。

這種黨文化的非正常思維在解決事情時,往往第一念頭就是整人、鬥人、治人,把人家壓服,氣勢上勝過對方,掌握“主動權”,強制對方按自己的意願行事。體現在言語上就是語言中帶有鬥的意識,已經超越正常人的範疇,整個的語言系統的主導因素就是鬥。語氣帶有質問,反問,挑釁的意味,說出的話刺人。如果說不通,往往胡攪蠻纏,不講道理,無理辯三分。

有人做過一個小測驗,問來自臺灣和大陸的學生,如果到一間教室裏覺得很熱,要打開窗戶的時候會怎麼說。來自臺灣的學生多傾向於:“太熱了,我把窗子打開,你介意嗎?”而來自大陸的學生則傾向於說:“這麼熱,怎麼還不開窗?”兩句話的意思相似,但反詰句使對方陷入被動,似乎沒開窗是不正常、不應該的。後面這句話的說話者其實往往是無心的。這是因為黨文化的爭鬥之心已經深入人們的話語習慣,人們都已經習焉不察了。

很多人,包括不少知識份子,在談論國家大事時那種胡攪蠻纏、自以為是、懷疑一切的態度,讓人很難平和的溝通。說他懷疑一切吧,他偏偏不懷疑共產黨;說共產黨不好吧,他說哪個黨沒有幹壞事;說中共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阻撓全面的改革吧,他說那是國情所限;說共產黨正在迫害人權吧,他說證據在哪裏;你指出證據吧,他說憑什麼相信你的證據;說他喜歡共產黨吧,他卻忙著把財富和孩子送出中共治下的中國;說他不喜歡言論自由吧,他卻很愛利用西方的言論自由來為共產黨的惡行辯護……有一個不是笑話的笑話:你列出很多共產黨幹的壞事,他一個一個地否定,胡攪蠻纏,總是為中共找理由,問你證據在哪裏;說中共竟然割犯人喉管,他才不相信,反駁說塞塊布就完啦,傻子才會費那麼大勁去割喉管;你說網上都有,他還是振振有詞,問你誰看見了?他說網上的東西你也相信?當你說出張志新的名字,他傻眼了,他才想起來行刑前割張志新的喉管卻是共產黨自己都高調承認的。

人們跳不出黨文化的思維定勢

黨文化在生活中造就了一個“場”,只要順著黨文化去說話去思維就如同“順水推舟”,“如魚得水”,顯得格外“自然”和“理直氣壯”。相反,想要去澄清黨文化的變異思維,反而顯得如“逆水行舟”。越如此,人們就越迷戀於黨文化,越難跳出黨文化。

一個常見的現象就是,人們不但用對共產黨的“愛”來為共產黨找藉口,同時,還用對共產黨的“恨”來為共產黨辯護——他可以用“經濟的表面發展”來給中共塗脂抹粉,他也可以用“中共是強權,殺人不眨眼”來抵觸揭露中共惡行的努力,認為“沒有用”,從而繼續維護中共的統治。他一方面說:“多黨制是人們私下的共識,很多黨員都意識到這個問題,中共會走到這一天的。”用正面期望來歌功中共。另一方面,針對人民組建民主黨派,他會說“那是胡鬧!共產黨是強權,怎容得了你?”以此作為反面認識來維持中共的現狀。對中共的愛可以在黨文化中找到共鳴,對中共的恨可以在黨文化中得到宣泄,於是,黨文化就成為了一個封閉系統,完全可以滿足人們對共產黨的“愛恨情仇”,讓人不想離開了。

舉一個簡單的問題,“共產黨殺了八千萬中國人,該不該清算?”如果按照正常的思維邏輯,殺人償命,這是很容易回答的,當然應該被清算。可是,今天的很多中國人,他回答不出這個簡單的問題。他會轉彎抹角的把問題弄得很複雜。他會問,“你怎麼知道有八千萬?你親眼看到餓死了四千萬人嗎?” 你說中共自己內部都發表透露出這麼大的死亡人數。假設你把材料給他看了,他還會說,“你這不是以牙還牙嗎?你總得給人犯錯誤的機會吧?”你說殺人犯在法庭上能為自己開脫,要求一個犯錯誤的機會嗎?他還會說,“總不能都是共產黨的錯吧?”“非洲還有國家也搞大屠殺呢!”“共產黨現在變了,幹嗎揪住過去不放?”“共產黨是什麼?誰敢清算共產黨?整死你!” 你盯住他,就要他回答一個正常思維的人的簡單答案:該還是不該。逼急了,他會告訴你,“跟共產黨作對,有什麼用處?”“你這個問題沒有意義”。總而言之,共產黨殺了多少人,都是沒有必要追究的。中共由此可以胡作非為,逍遙法外。

我們看到,當要他去掉黨文化來回答一個簡單問題時,他就以 “沒有意義”來應付了。離開黨文化,他真不知道如何思維了,共產黨成了他的思維底線,任何“沒有共產黨”或“清算共產黨”的思維對他來講,既是恐怖的,也是不可想像的。他就此打住,是因為他不敢觸及自己內心深處對中共的恐懼,更不敢正視自身的黨文化因素。

再比如,人們常用這樣的話來表達對中共政策的認同:“我要是鄧小平,我六四也會開槍”,“我要是江澤民,我也要鎮壓法輪功”,“我要是共產黨,我也會搞獨裁專制”,等等。人們這麼說會覺得很自然,感到很安全。“我要是某某某”,本來是用於衡量一件事情“該不該”,把本來不是自己的事情,設身處地地假設一下,用這種方式來重點突出“我”的態度。但是,當用於中共的時候,“我要是某某某”就變成了用“別人(共產黨)該不該”來代替“我該不該”了,重點不是“我”的態度,而是去表達中共的態度,“我”被藏起來了,從而默認、慫恿中共的惡行。追問一下,他本人到底是什麼態度?他會說,我的態度不重要,“沒有意義”。就是說,要他回到正常思維時,他又覺得“沒有意義”了。其實,人們應該向好人看齊,把自己比作歷史上的正義之士,看看在遇到中共迫害人民時,應該如何。就算膽小,不敢說“我要是高智晟律師,我也要如何幫助被中共迫害的人們維權”,也決不應當非要把自己比作強姦犯、殺人犯或是獨裁者啊,這不是個很可恥的比方麼?

黨文化對中國人思維的侷限,也貫穿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以無神論為基礎的黨文化中,沒有超階級的普世價值,就如毛所說的,“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過去中共不承認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辦法是給它們一概加上定語“資產階級的”,所以是“虛偽的”,“無產階級”不需要;今天則換上“中國的國情特殊”的藉口加以拒絕。受黨文化這種狹隘思維左右,特別是當整個社會都已陷入道德冷漠、出現誠信危機、當善惡有報被貶成“騙人的迷信”之時,很多人也不再相信良知、道義了。

中共通過長期赤裸裸的宣傳或半遮半掩的暗示烘托其“中央領導人”的偉大,從昔日的宣傳馬恩列毛之“偉大”、歌功“紅太陽”,到今日的吹捧“改革開放的設計師”、“繼往開來的領路人”,造成很多中國人以宗教的虔誠信任“中央領導”。許多人都很清楚自己身邊中共地方官員的腐化墮落,但這並不影響人們對“中央領導”的良好印象。儘管大家都知道今天中共的“中央領導”都是從地方官員一步步攀升上來的,但人們並不去琢磨為何貪腐的地方官員一旦進入“中央領導”階層就會變得“英明”起來。所以壞事都是地方官員瞞著“中央”幹的,重大問題只要“驚動了中央”,或“中央來人了”,就感到有希望解決了;面對中共幾十年來造成關係國計民生的諸多社會問題,很多民眾寧願一廂情願地相信“中央領導”總是有辦法解決的,而不是如自由國家民眾那樣,對於國家和社會獨立思考並提出自己的見解。中共鎮壓法輪功,很多人雖然不解中共為何對一個民間氣功團體如此小題大作,但第一反應往往是,“中央這麼做必定有它的道理”,用“黨中央”的大腦代替自己思考,而不是理性地去思考“法輪功群眾到底有沒有違法”,“中共這麼做到底合不合法”;中共的三峽工程上馬後,有海外專家指出其可行性論證中有重大漏洞。有網友馬上振振有詞地質疑海外專家的水平,並說:“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真的從中央到地方不是傻瓜就是瘋子,否則怎麼會讓這樣愚蠢的工程上馬呢?” 言外之意,“英明領袖”們不可能幹傻事,不可能有私心,所以“愚民百姓”不必瞎操心。

正是因為人們跳不出黨文化,才使得中共調動、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行為變得易如反掌。中共就像快死的人一樣,靠的就是不斷的打強心針——面子工程,三峽大壩,神五神六,爭辦奧運等等。我們看到無數的國人跟著中共一起振奮,一起高呼。在這危機四伏的多事之秋,我們看不到人們的清醒和理性,看到的只是在盲目的喧鬧中感受黨文化醞釀出的揚眉吐氣和得意忘形。中共大把燒錢搞面子工程,而不關心對老百姓生死攸關的事情,要的就是為搖搖欲墜的統治“塗脂抹粉”,欺騙人心。

大家都知道,教育和醫療的保障是一個國家生活水平的重要標誌。教育是關係國計民生特別是民族未來的大事,不過,因為不是中共的利益所在,所以長期以來中共對教育的資本投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只有2%-4%不到,甚至低於世界上排名一百的非洲小國烏干達。中國的醫療制度更是造成老百姓看不起病。過去是廣大的農民沒有醫療保障,現在是許多城鎮人口也有病看不起。為什麼中國人的儲蓄率居高不下,就是對未來沒有安定感,有錢不敢花。西方媒體常問這樣一個問題:中共一面為了當世界強國而到處招搖,另一方面對於真正讓中國強大的基礎問題卻長期忽略。讓他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中共領導到底想幹什麼呢?

中共的改革是跛足改革,但是,從黨文化的框框中,就變得格外理解中共,“欣賞”中共。說是因為有意識形態的阻力,中共的改革是“光幹不說”,有了效果再上升到理論,從經濟改革會一直推演到政治改革。好像有一天中國人民都全民選舉選出了總統,有了效果,中共才正式宣布要搞民主一樣。其實,中共沒有原則,只要有利它的統治,什麼都可以做。但是,任何有實質意義的政治體制改革必然導致中共的垮臺,所以,中共在經濟領域是“光幹不說”,大家都去撈錢享樂,而在政治領域,中共卻是 “光說不幹”。如果在網上搜索“政治體制改革”,你會發現在中共的媒體上這是一個熱鬧非凡的詞:“全面推進經濟政治體制改革”,“設立政治體制改革特區”,“全面正確把握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和根本”,“政治體制改革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破冰啟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 “環境治理與政治體制改革”,“以政治體制改革推進反腐敗鬥爭”,“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唯一出路”……但是,人們的一切言論都是在黨文化的框框中轉悠,就好比一棟大樓要塌了,人們想的還是如何裝潢房間的事。跳出黨文化,就能看清中共改革的底線,中共的改革不過是為了維護其統治的改革。就知道它不願也不敢退出歷史舞臺,指望中共從良,無異緣木求魚。

有人說領導人的更替,新一代上來,總會自由了吧?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如果沒有人民的努力,獨裁國家不會有真正的民主自由。

大家都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現在年輕一代升任到領導崗位之後,許多人比他們的上一代更大膽。這裏的大膽不是民主大膽,而是抓權、抓錢和搞烏七八糟的事更大膽。他們就是在共產黨的那個體制中吃透了共產黨的那一套鉆營上去的,是帶著共產黨的原罪上去的,他們是沒有理想的,心思都在個人的、家族的、集團的利益上,指望他們把權力交給人民,是不可能的,就算有個別人要做,他們面對的卻是共產黨整個的一部暴力機器和一損俱毀的利益集團。

看到中共現在的領導權交接比較平穩,有人又想了,中共進步了。其實,過去因為黨的地位很穩固,權力鬥爭就表現為個人與個人之間赤裸裸的爭鬥,他們沒有“黨要完蛋了”的後顧之憂。而現在,中共的“亡黨危機”迫在眉睫,維護黨的統治本身就成為中共的“共識”,黨的集團利益是個人利益的最佳保護傘。所以,權力鬥爭就演變為要“維護大局”下的幫派與幫派的“團夥”鬥爭。表面上好像平靜了,實際上,黑箱鬥爭更激烈了,既要維護黨不跨臺,又要爭權奪利,矛盾更複雜,危機更深重。就像一條街上,過去是兩個惡徒老在街上打架,現在是拉幫結夥,轉入地下,變成了黑幫組織,這比過去更可怕。中共現在的所謂領導權交接的“制度化”,就是黑箱制度化,團夥化,完全黑社會化。

結語

幾十年來中共改造人們思想的努力一直沒有變過。激烈的批斗大會、枯燥的政治學習、喜聞樂見的文藝節目,都是中共灌輸黨文化的有效工具。五千年的文化底蘊,終究敵不過共產黨的這種封閉式的輿論宣傳。人們的思想真的被改造了。

我們常說中華民族是勤勞勇敢智慧的民族,創造了輝煌的歷史文明。在現在所謂的“人口多,底子薄”的國情之下,更需要全民族的智慧和膽識,共襄國事。可是人民的智慧卻被黨文化所控制,把思考權推給了共產黨,在重大國策面前只想黨之所想,只做黨之所做,智慧被共產黨所限制。

共產黨把秉承神傳文化的炎黃子孫變成了不信神的民族,把敬畏天地神明的善良百姓教唆成天不怕地不怕的狂徒,道德敗壞,什麼壞事都敢做,滿嘴謊言,行為低下,這樣的民族如何在世界之林“崛起”?

黨文化帶給我們民族的災難是深重的。共產黨關心的是自己的個人和集團利益,為自己的惡行製造各種似是而非的藉口,作為一種罪犯心理,這種情況有其必然性。但是不管它們自己怎麼想,人民大眾除了關心今天的生活,也同樣關心國家和民族的長治久安。如果接受共產黨以維護它們自己利益為根本目的的思維和邏輯而置民族的未來而不顧,那就非明智之舉了。

“給中共時間”,是人們回避中共問題的常用藉口。聽起來好像人們有很多種選擇,這次先給中共多一點時間試試看。其實,人民根本就沒有選擇的機會,這麼說是給自己找個心理平衡。時間本身不可能改變中國,只有在這段時間內人民的努力才能真正改變中國。解體中共,解體黨文化,根除阻礙中國自由發展的根本因素,讓人民回歸到正常的思維,民族才有重振的希望。

(上篇完)

(版權歸大紀元所有,歡迎轉載,不得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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