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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严：中国大变后新困境与再破局（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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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中国大变无可避免，笔者以为，社会剧变的活跃因子将主要分布在南中国，南中国的范围内，「重灾区」多半是素有地方倾向的广东省，抗争意识相对强烈的两湖地区和四川省。此种抗争行为应理解为民变与官乱相结合。
抗争要很快地取得明显成效也是不现实的，它由两点决定：1、当局掌控的镇压资源堪称雄厚，加上高科技手段的助力，应考虑到大变伊始的两三年内甚至三五年内它虽疲于奔命也仍有余勇可贾。2、这样的前提下，北中国出来的一些小规模的群体维权行为，于北京并构不成实质威胁，因为很容易被当局分化、瓦解，类似例子很多了。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推倒一堵相对坚固的墙，南北中国的合力，怎么说也比南中国的单力更能见效，实乃常识。不能不说，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面，南北中国的差距乃不争的事实。当年辛亥革命的成果不能巩固，原因很多，其中袁世凯代表的北方势力压倒了南方势力，以致当时的世界列强不看好南京政府是个极重要原因。另者，中共夺权过程中，前期在南方的造反实际一直未成大气候。它成大气候主要靠了去了北方，利用抗日这个机会去了国民政府放弃、日本军队又顾不上的农村与山区，得以在权力真空区扩充势力，再利用社会主义大同主张、与北方人浓烈的皇天后土里大同主张是近亲而产生的亲和力，所获得的拥戴。当年北方民众拥护共产党，纯用「土改」带来的眼前利益作解释，很不够。建政后它能高效地管制江南，决然离不开那大量的「南下」干部对北方的天然忠诚度。六•四以后，东三省和西北几省有民运人但罕见民运群体。毛热兴起，怀念毛主席，前往韶山瞻仰毛泽东故居的人，数北方人多，数北方人虔诚。三年疫情，鲜见北方人追问疫情的由来和表达愤怒。此情况大变后并不会烟消云散，至少还将影响日后中国的走向长达三十年。此事的重要性，将随著重心早已移向南方的经济的演化而演化。之后北中国南中国的地理、政治分界也将因此演化而清晰。
经济的走向于南中国已是重中之重。
政治上的毛左派和国民经济上的计划派，说到底代表的首先是北中国的利益。北中国疆域之大，在陆权思维眼里或在中原王朝眼里历来是中国基本盘。前者突出表现为大一统皇国才是理所当然的正统正道，后者也就顺理成章地认为南方需要把钱粮输送北方。而就后者来讲，所恃的某些依据也是实在的，例如「南粮北调」的同时另有一个「北煤南下」。
然而且不去说政治上的毛左派了，只说计划经济派，此种由国家强权强行规定的经济行为不合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原则也是显然的，因为价格不是由供需方商定而是由国家强力所规定。红朝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这不叫问题，反倒彰显了社会主义为兼顾全局需要取长补短的合理性乃至优越性。
「邓三科」的改革开放时期，因此前三十年的阶级斗争使民生经济处于「半休耕期」，客观上形成了经济的恢复期与上升期，但深层的结构痼疾便被忽视被掩盖。实际，这问题即使大暴露，红朝的权力架构也不会允许讨论和触及，因为势必动摇它的国本、党本。偏生改开事业原本急需一个百科全书派对上献计献策，对下开启民智，中国知识界却严重缺乏此类人才。较之文盲党棍酷吏治国，工程师治国无疑进了一大步，但深受党文化影响的技术眼光，不是也不可能是海权时代尤其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眼光和战略眼光。况且，似乎不少于三分之一的工程师做了官后，思维思想乃至情感便与无能但是凶恶又贪婪的党棍酷吏无大异了。
可是中国回不去毛泽东时代了。不是中国国情完全不允许，这方面的例子就有霍梅尼领导的复辟旧制度的伊斯兰革命的成功；而是世界局势不允许了，例如苏东地区尤其东欧就回不去共产党时代了，第一代共产党革命家的神话全不灵了。似可以说，伊朗情况反映了教权的坚守特点，苏东情况反映的是俗权的变通特征。所谓改革，本质上不过是修补已摇摇欲坠的俗权政体旧篱笆，叫国民经济已陷入绝地的突围也行。不过开放确有干货，尤其加入世贸组织后。开放使南中国的各行各业开拓了眼界，相当一部份人且改变了思维思想。经济进入世界体系后很明显地只能进不能退了，此事决定了无论谁主掌中南海，皆只能在半皇权政治和半市场经济之间玩平衡，而随著时间流转，已事实上成了政治对经济的让步再让步。今天，北京被迫对经济的重视已超越了毛泽东时代的任何年份。否则，老百姓不会答应，中产阶级不会答应，高端家族一样不会答应。没有了老百姓的支持从来不是大问题，但没有了后面两类人的支持，任什么人的什么新时代都会玩不下去。
其实明事理者皆不难看破中南海的魔术，今天它面对危局的心态就是寄望于经济奇迹出现以及破罐子破摔。
当然权贵们也是没得了别的办法。几个人做得到否定到手的既得利益呢？也就只能避谈权力架构、社会制度、经济结构等要害问题。六•四大镇压，乃中共打定了主意不要底线的表现，配上文革对人性摧残的余悸犹存以及看破红尘，从此官德损、民德毁一泻千里。此前提下由朱镕基开启，温家宝接力的二十余年的经济高速扩张模式，乃自觉不自觉建立在疯狂举债，不惜把泡沫越吹越大以及把职业底线悉数踩在脚下的基础之上，逐渐异化成了「飞得越高，摔得越惨」的模式。这样的模式必定失败且后患深重，它们不知道其中的内在关系吗？
权贵们不能否定六•四后的改开，但是我们需要否定六•四后的改开。一大理由就在这里：它让一代人在物质生活上不同程度得到改善，却让两代人因为重回贫困与深陷互害生活来买单。此非认识不到的问题，而是他们以为能控制住风险的自信心爆棚的问题。作为技术型官僚，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三任总理都尽了努力，展现的却是「裱糊匠」手艺，且手艺上的表现未必能比拟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推而广之，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主要是个凶残、愚蠢的组织，那么六·四以后的中共就主要是个凶残、贪得无厌的极肮脏的组织了。邓、江、胡、习当真不识这一点吗？这样的前提下，这些政经掌门的自信心就只能是可悲和可怕。当噩梦降临，专制政府可以靠发新债偿旧债或横征暴敛来续命，民间的遍地「负翁」就将呼天不应呼地不灵。这已成疫情后现实，且不过噩梦初临。因为很多工程的质量隐患问题，公共卫生事件，生态系统被严重破坏的反噬作用，等等，不用多久一定会连环暴雷。实际，发难已经开始了。
然而，外伤不易疗治，内伤酿就的人种大面积退化还可能遗祸百年，一如文革遗祸至今仍在肆虐一样。而自文革始的人种退化，范围远不及后来广。认为此情况全由疫情造成，或由习当局「左转」造成，只能是无知甚或别有用心。当然，习主席成了「总加速师」也是实至名归。据称，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任上曾断言：二十年后，中国将成最贫穷国家，因为没有思想。笔者以为，此话并非无情绪化成份，但观点无大错，因为她的身分使她能接触到大量情报数据。而事已至此，既然亡羊补牢都晚了，红朝也就只能且行且看，能拖一天是一天，既得利益者只要自己和家人能躲过灾祸就行。未来如何，见鬼去吧。
以上多为老生常谈，需要再谈是为了说明一点：经济的持续下行未必能很快动摇南中国各省的主官对中央政府的顺从，因为他们敢生二心，身边的密探马上就会电告上面，上面随时会采取行动，再空降大员来补缺。类似百多年前东南互保的故事，暂且毫无可能。不过，暂且无可能不等于以后无可能。毕竟，大清国近三百年的历史里，东南互保无先例，属于步入末世的非常之举。因此，红朝只要进入非常时期，即使南中国各省的主官不生二心，也不免省市县级行政部门、金融部门、亦商亦官者、大公司等等滋生另类想法和异志。相应地，地方保护主义抬头，酝酿地域自治，将水到渠成。此为俗称的资本主义特征，世界皆然。当经济上利害关系上升到生活的首要位置，被统治者的诉求得不到解决，专制统治的任何安抚话术都会被唾弃，变更权力架构的日子便屈指可数了。反过来说，只要局面仍能维持下去，就不会有权贵自己给自己找烦心的事做，主要是利害太大了，况且今天的权贵哪个人具有强大号召力？而局面再维持几年看来没得大问题。的确，如果只看北中国各阶层民意，中共再撑三十年都很可能。
北中国是否会迫切追求权力架构变更？
寄望于专制政体因上层权斗而转化为权力架构的改变，几乎史无前例。就红朝而言，即使出来政变，暂且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唱的仍是红歌，歌手可以换，歌词不会变。
中共权力架构开始改变，大概率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由经济凶险有增无减造成的民不聊生、配以久存的民怨民恨终于先在南中国大爆发，2027年以后极危险；几乎不识「59年」和「文革」的新生代当然会对世界多作横向比较，也就不会再耐听上辈人的纵向比较话语；普通公务员大面积的因种种原因公然躺平；至少五分之一的强力执法人员出工不出力；绝大部份省市财政部门因入不敷出而纷纷向北京诉苦、伸手不担责；国际关系仍旧紧张，无妨说只要中共仍在台上，这情况就好不了；高端家族担心海外资产泡汤，不支持战狼外交；中南海浑身解数已使尽，它自己也因不胜工作负荷而被迫作出细微让步。例如适当放松网禁，向各省市下放一些经济权力，释放几个年迈多病的政治犯，在几个影响大的群体事件中或冤案中抓几个酷吏作替罪羊以泄民愤等等。出现此情况是有可能的，当然得有前提。参照苏联勃列日涅夫以后的故事，仍走老路必定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莫斯科只能无奈地推出有「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
今日中国的现实是，就算习近平病体难撑很久属于偶然，整体上红二代、官二代因自然规律都将退出权力圈却是必然。红三代、官三代、商二代保财的意愿已较之争权的意愿更强烈，因此，习总书记伸腿后或被赶下台后，推出技术官僚来保党是大概率。毕竟，今日回头来看胡锦涛、温家宝为红朝干得不算孬。但今时已比不得彼时了，因此，包括军方出来一位且行且看的雅鲁泽尔斯基也不会令人奇怪。这位将军当然不是波兰团结工会的接生婆，但终归未让瓦文萨神奇猝死。这样情况下出来工作「失误」使维稳口子出现缝隙，缝隙的示范效用再被互联网迅速放大，是可能的。白纸运动使「一尊」对清零政策尚且只能急收手；尔后再现白纸运动，中南海的新人还能强硬多久？而中国数不清的人祸，皆是再起白纸运动的现成条件。
说到底，当一个政权走入绝境，需要突围便是本能反应。硬扛不叫突围，尝试新的路径才叫突围。所谓「缝隙」，本质上是突围前的侦察方向。笔者以为，不排除中南海已派出了「侦察员」。而一旦决定突围，事态演变就由不得它了。
顺带说几句。今天中共宣称党员人数已过亿，数字何其壮观，然而这号把戏只能糊弄无知者。的确，中共有人才，认为它网罗了大部份精英，可成立。但是，真正管用的精英向来在中国的人口比例上只恐不到百分之一。姑且按照这个比例，就算现今实有十四亿人，那么精英人数便为一千四百万人。多出的八千六百万人官话叫先锋队员，其实是帮闲和寄生虫。这号人既然入了党尤其进了体制，要求待遇便理所当然，且不去说他们入党本来就是奔著现实利益而来。中共有能耐让他们都分上一杯像样的羹？让一千四百万管用的人，身上附著八千六百万寄生虫，前者不生怨恨才怪，后者只能当陪衬一样会生怨恨。一旦到了重要时刻，这样的关系即使不生大乱子，也一定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此情况犹如几个智勇者领著一群新招募的乌合之众打群架，得势时皆大欢喜，失势时那帮乌合之众就会比赛谁跑得快。这种情况下的士气崩塌，于队伍信念的打击可以是致命的。设想一下，一个百人组织，大难时出来二三十人反水，问题尚不致命，但若出来七八十人比赛跑得快，这个组织就一定死得快。中南海当然懂得这道理，它也是没得了别的办法，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因为它只要在台上，共产党里闹事的人就不会多。
但闹事的共产党员不很多，不等于不闹事的多数共产党员内心里真正拥护共产党。此道理一样适应北中国各界民众。此时若南中国尤其深、广、沪群情激愤，其他省会城市群起呼应，北中国也会纷纷响应的。从来的变天皆由少部份人的作为所决定，多数人总是跟风，只要这个少部份人能压倒另一个站当局一边的少数人便行。但是，南北中国此时对终结中共统治固然达成了共识，却不等于终结了中共统治后南北中国的诉求仍旧一致。
此问题利害之大，在于随著俄乌战争大概率将以俄国失败而结束，其标志将是欧洲再武装的完成，进而世界权力重组，此情况下中国在世界上的必定地位极其难堪，中南海遭国内各行各业鄙视的情况下，中共统治不得不推责与追责而宣布「政治改革」，伴以台湾不可逆的独立，中共为中国造成的严重内外伤非两代人疗治不了，等等，中国必要再破局。即改了政体还得改国体，否则，中国谈不上真正走上了新路。这个一代人时间内，北中国若跟不上南中国的步伐，尤其要求回归社会主义道路，怎么办？
而无论从中国历史看还是从二十世纪世界史看，此可能性不但存在，而且概率不小。
毫无疑问，中国需要义无反顾走新路。走新路离不开世界新局势的助力，但主要看自身的作为。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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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网址: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25/9/14/92340.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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