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四川農村孩子能鯉魚躍「農門」考上一流學府，面對的衝擊必然很大。不幸的是，四年大學生活留給他的不是北大校訓所提倡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而是極端「自由主義者」的強詞奪理。他曾因課堂言論辭職，輾轉深圳、廣州、重慶、北京、杭州、成都等從事教育或媒體工作，其文章包括《追尋有意義的教育》、《〈過客〉：行走反抗虛無》、《〈風箏〉：靈魂的罪感與懺悔意識》、《用觀念打敗觀念》等。

範美忠話題引發的是關於道德、師德、誠實、倫理、法律等一系列討論，然而其言論有很強的兩面性：一方面他挑戰了捨身救人的道德理念和教師保護未成年學生的職責，另一方面是他對中國現行教育體制有力的抨擊。在官方引導下人們往往忽視了後者，中共教育體制成了沒人願揭的膿包。

範美忠很反感中共歹毒的潛意識灌輸，比如學生必須服從教師的威權管制，從小就得牢記「紅領巾是紅旗的一角，是烈士們用鮮血染成的」，要發毒誓「爲某某主義奮鬥終生」等，從這個角度看，極權中國需要更多的「範老師」來啓蒙民主自由理念，人們應該更多的支持他幫助他。

然而遺憾的是，在他否定中共洗腦教育的惡劣之後，卻沒能確立一種更好的價值觀來構建自己的精神。不少自由主義者面臨同樣的困惑：自由民主應建立在怎樣的道德基石上？拋開道德倫理，極端自私、毫無約束的自由還是我們提倡的自由嗎？自由之兔有在荒野吃草的自由，卻沒有到人家菜園吃菜的權利。道德是人與野獸的分辨器，人不講道德，那就是披着人皮的野獸。

從這點看，大陸不少自由精英最缺道德這一課。中共對國人的最大殺戮也在於對中華傳統道德的滅絕。恢復傳統，重建道德，是中國人的當務之急，而「真、善、忍」作爲傳統道德的最精華概括，自然也就成爲人們最需要的生命之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