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調其實不太靠譜

美國同事說，在大選當天，候選人會有各自的支持者在離開投票站一定距離的地方用各種方式拉票。有些人並不是考慮候選人本身的好壞，而是覺得「嗯，這個拉票的人看着順眼，我就投給他（她）支持的候選人了」；或者覺的「這個拉票的人怎麼穿得這麼難看，我不會投給他（她）支持的候選人。」

也就是說很多人並非理性思維，甚至當他站在投票機前，都可能會改變主意，比如突然會想「麥凱恩是不是有點老」或者「奧巴馬會不會多收我的稅」等等。

記得2004年大選的當天下午，在一個賭博的網站上，小布什當選的賠率突然大幅提高，因爲大多數人都在賭小布什會輸，根據的就是出口民調（exitpoll）的結果。大部份人在投完票後都說他們投了John Kerry，沒有投小布什。但是他們實際上投的卻是小布什。

1948年杜魯門與杜威競選總統，民調的結果對杜魯門非常不看好。《芝加哥論壇報》甚至頭天就已經印出了報紙，頭條的大標題就是「杜威打敗了杜魯門（Dewey defeats Truman）」，但最後的結果卻是杜魯門連任。

1980年，民調認爲卡特總統與里根之間的支持率不相上下，結果里根以51%對41%大勝。而1976年，在福特對決卡特的選舉中，卡特33%的領先優勢在選舉日當天驟然縮減至2%。

當然還有人在討論大選中的布萊德利（Bradleyeffect）效應。1982年，加州州長的候選人布萊德利是個黑人，民調顯示他以兩位數大幅領先對手，但是卻輸掉了最終選舉。這是因爲很多人在接受民調的時候，不希望自己被看作種族主義者，所以他們明明支持白人候選人，但卻對民調者聲稱自己支持布萊德利。當然從奧巴馬獲得的捐款以及初選表現來看，我估計此次大選中的布萊德利效應或許並不那麼明顯。

所以大選的民調很多時候是一場心理戰，而且太多的不確定因素可以突然改變大選的結果。

二、麥凱恩與奧巴馬的經濟政策問題

既然民調不靠譜，那麼麥凱恩和奧巴馬就都有勝選的機會，他們的競選策略就尤爲重要。

我觀看了所有四場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的辯論直播，總體感覺麥凱恩和奧巴馬錶現都欠佳，倒是對佩林(Sarah Palin)的一句話印象比較深刻。

關鍵的問題就在於麥凱恩和奧巴馬在應對經濟危機的方案上，一味討好選民，沒有一點訴諸於基本的道德感。

美國總統杜魯門有一段個人經歷非常感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杜魯門離開軍隊和朋友一起開了一家商店，然而1921年的戰後蕭條讓杜魯門失去了全部積蓄並負債兩萬美元。如果申請破產，這筆欠債就一筆勾消，但是杜魯門拒絕這樣做。他靠着省吃儉用15年，終於還清了全部的欠款。

這裏我們看到一個崇高的美德——責任感。

一個衆所周知的故事，就是上帝把吃了「分別善惡樹」上果子的亞當和夏娃趕出了伊甸園，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會意識到這裏的一個重要原則：儘管上帝無所不能，但是他不會阻止你去吃果子，換句話說就是給你選擇的權利（即「自由」）；然而，就是做了錯誤的選擇後要被趕出伊甸園，這就是「責任」——你要爲你的選擇負責。在這個故事中，我們看到的是，「自由」與「責任感」同等重要。

如果奧巴馬能夠提到他的民主黨前輩杜魯門，或者麥凱恩能提到《聖經》中關於責任感的教導，那麼才說明他們正確的認識了這場危機。

這場危機的根源確實來自於貪婪，但絕不僅僅是華爾街的貪婪，而是那些還不起錢的貸款方和借貸一方放棄責任感所致。

過去買房貸款很規矩。買房者要付房款的20%，這樣即使買房者最後無法支付房款，銀行也可通過拍賣住房收回本金。銀行則要考察買房者的還款能力，貸款額度不能超過買房者家庭收入的四倍。即買方以「首付」、而銀行通過風險評估來表達「責任感」。

信用違約掉期(Credit DefaultSwap)的發明導致雙方責任感的喪失，銀行以購買保險的方式讓保險公司來承擔買房者違約的風險。CDS之後再打包成債券等金融衍生產品發售和交易，風險層層放大。作爲銀行來說，反正出了事有CDS兜着，於是放棄了考察買方還款能力的「責任感」，而買方乾脆連首付都免了就住進大房子，放棄的是還款的「責任」。

之所以我對佩林在辯論中的一句話印象深刻，因爲她談到「我們應該記得第一次拿到信用卡的時候父母告誡我們的——要量入爲出。這裏是一個個人責任問題」。

可惜的是，奧巴馬和麥凱恩一味大談他們如何救助那些要失去住房的人，但是卻不想解決、甚至不去提醒金融業或法拍屋主的責任感問題。此次的拯救方案，最後等於全民買單，並開創了一個很壞的先例，就是你只要闖禍闖到誰也負擔不起的時候，這個禍水就被轉嫁到了所有人頭上，而闖禍者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

事實上，第一次救市方案被衆議院槍斃，反映的就是大多數美國人的道德感。即使救市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我認爲麥凱恩或奧巴馬如果能訴諸於基本道德，要比現在一味訴諸於利益更能獲得選民的認同。

我對於美國注重金融而放棄製造業的做法不以爲然。金融業並不直接創造財富，而是重新分配財富（當然這種分配有利於刺激製造業的發展）。我們最終的生活依靠農業和工業生產，而不是紙面上的數字，多年來美國的製造業卻衰退得相當厲害，從底特律市到俄亥俄州，這種趨勢相當明顯。

美國人這種借錢消費，崇尚奢華，負債累累的生活方式難以持久。這些問題如果不能上升到道德層面來認識，經濟的衰退、甚至國力衰退都是不可避免的。這一點恰恰是兩黨候選人都故意迴避的問題。

三、麥凱恩與奧巴馬的外交政策問題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由於美國經濟發展模式所導致的問題而令其外交上越來越軟弱。

從意識形態來說，一個共產中國是對美國民主的最大威脅。世界上幾乎每個踐踏人權最嚴重的、乃至恐怖主義國家，如北韓、蘇丹、津巴布韋、伊朗、緬甸等，背後都站着中共。然而由於中共靠百姓「血汗工廠」而生產的產品賺取了大量的貿易順差，其中很大一部份則購買了美國的債券。美國在借錢消費時，也就被中共綁架了。

此次總統候選人的外交政策辯論，「中美關係」倒成了缺失的話題。

由於中共治下、特別是殘酷迫害信仰團體所造成的道德急劇淪喪，積累了重大的社會危機。官吏們沒有任何道德顧忌地掠奪和壓榨民衆，民間沒有任何道德顧忌地生產有毒和僞劣產品，甚至嬰兒成爲最大的受害羣體。這些產品也出口到了美國。

現在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中國民間對中共的暴行打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從甕安到楊佳襲警，以及每年超過九萬起的民間抗暴，都預示着中國的人權再不改善，大的社會動盪亦可能發生。

如果美國真的希望遠東地區的穩定，一個穩定且負責任的中國是必不可少的。而這隻能通過政治的變革，文化、道德與信仰的重建才能實現。因此，支持中國民衆的人權不僅是美國的道義責任，也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

如果總統候選人能夠提出這個問題，才真正能夠像當年的里根總統一樣，展現一個政治家的智慧與風範。可惜的是，雙方都在這個問題上兜圈子，而不敢觸及實質。

在我看來，有道德感的候選人才最具備感召力，就看麥凱恩與奧巴馬誰能走出這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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