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与他的大哥（中）和弟弟在陕北老家的合影，马文都摄于2006年4月7日。

【人民报消息】在《2017，起来中国：酷刑下的维权律师高智晟自述》的第二部“神的普遍启示和特别见证”中，高智晟先生分享了许多他个人的“亲身经历领受的奇妙之事”。那些是他认识了神之后、在被中共秘密抓捕、关黑牢、受酷刑和“被释放”的10年（从2005年至 2015年）中的见证和感悟。其实，从他出生到成为律师的过程中，在他认识神之前，也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神奇经历，这些经历似乎都表明人的生死就在一线间。笔者非常荣幸地阅读了高智晟先生从未发表的一系列给孩子们的家书《爸爸的故事》，它是本文的取材之处。 从《高智晟先生早年的一些故事》中，我们知道他在1968年5岁时由于非常严重的长期的腹泻差点儿没了性命，而仅仅吃了三粒药片后就奇迹般地康复。更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年因病重被送去医院，竟然是他45岁前唯一的一次看医生的经历。本文描写的他的几个神奇经历是与健康无关的事情。 “至今觉得那个过程有些奇妙。……世界突然变得没有了一点声音，那是一生再没有遇到的一种静境，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一片的静。— 高智晟” 因为家境贫寒，高智晟先生10岁才开始上学。在他10岁之前，他常常与弟弟以及村里的一些小伙伴，整天一起玩耍。1967年冬天的一天，4岁的他和弟弟以及其他的一群孩子，在一处峭陡的土坡上玩，坡的底部是大约四、五米深的沟壑。大家相互地你追我赶，玩得不亦乐乎。他一边尖声叫着奔跑在前，后面是另一个顽皮的孩子在猛追，他还不时地扭头刺激那个追赶着他的伙伴。突然，在狂奔中他的脚被地上的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人就摔进了沟里，而沟底全是乱七八糟的炉渣和碎石。 他记得，在掉进沟底后，当时他并没有哭，或者至少是没有听到自己哭，而且没有感到任何的疼痛。他慢慢地爬起来跪在地上，耳朵听不到一丁点声音，周围的一切变得十分安静。不过，他感觉到地面在旋转，一会儿朝这边转，一会儿又朝那边倒转。很快，他看到一群大人小孩从沟的出口处跑进来，却还是没有一点声音。这时，他感到鼻子下方吹起的一个鼻涕泡泡在慢慢变大。人群跑到他的身边时，他感觉地面猛然地翻转过去。他被一个大人一把抓住双腿、倒提着头朝底脚朝上，后背上被猛击几掌，然后被使劲地揉搓。他听到了他哇地哭出声来，世界同时变得很嘈杂，地面也被翻转了过来。他认出了刚刚倒提着他的大人是一位伯伯，接着他被那位伯伯扛在肩上，在一群孩子的簇拥下被送回了家。当天夜里，他的父母轮流值夜不让他睡着，说是怕他睡着了会变傻。还有让他终生难忘的是，第二天吃早饭时，父亲给了他半个土豆，并大声对他说，“没有摔死，有功啦咹！”这意外的半个土豆，是父亲心疼他这个大难不死的儿子，尽管话说得“凶巴巴地”。要知道，那个时候在他赤贫的家里，只有整天干农活而有着胃病的父亲才能每天享受到一个土豆呢，其他人的早餐经常是谷糠馍馍。 “我衷心地感谢神在死亡中托起了我们五个孩子的生命，神的爱与大能无时无处不在。— 高智晟” 1975年5月19日，高智晟的父亲在四十三岁时因胃癌不幸逝世（参阅《高智晟先生家书中讲述的一些早逝的亲人们》）。十二岁的他和十岁的弟弟，开始承担了为家里挣钱、买粮和还债的一部分任务，因此他基本上处于失学的状态。而挣钱的手段则是兄弟俩上山挖一种名字叫做“远志”的药材，由母亲处理、将其晒干后他们拿去卖钱。在有药材可挖的季节，兄弟俩平均每天能够挣得一块钱左右，这在当时，是家里一笔不小的收入。然而，在1976年七月底的一天，他和弟弟依然去挖药材，带上了妹妹，与他们结伴同行的还有村里的一对经常和他们一起玩耍的、去拔羊草的兄妹。由于大自然的造化，他们五个人险些全部丧失了生命。 那一天天还未亮，按照一天前的约定，他们五人一起到了一处叫高崖坬的地方。那对拔羊草的兄妹去了有草的地方，而他们兄妹三人则寻找大多生长在乱石崖畔、石坡和石坬上的药材。晌午时分，他们五人又聚在一起返回，可是在途中为了抄近路遭遇了差点丧命的危险。八九天前那里下过一场大暴雨。在陕北黄土高原上，“一遇大雨，千山万壑，大量的泥土在这样过程中被洪水带走。一场洪水过后，河沟中一些原有的深潭会被沉淀泥土填平，也会制造出新的潭渊。被洪水所带泥土新填没的原深潭是最危险的去处。因为几天后，河流又澄澈如旧。有些深潭原址看上去极具欺骗性，只有二、三十公分深的水，不了解它的原貌的人，完全以为能轻松涉水而过”，其实那些刚被泥土填平的深潭是可怕的死亡陷阱！ 在他们经过一个不太宽的河沟时，只见水清澈见底，不到三十公分深，他们都只穿一件小裤衩，五个人一齐过河。可是，刚走进河里，他们的身体快速地在泥浆中往下沉，大概只有几秒钟的功夫，除高智晟外的四个人一齐大声嚎哭，其尖叫声让他毛骨悚然。在他的记忆中，他身边的人发出那样使人恐怖的惨叫声，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后来回忆中，令他不解的是，为什么当时他是唯一没有哭的。说时迟那时快，他的心里忽然一豁亮，他拚命地、下命令似地尖叫了一声，“都看我”。他那声下命令的尖叫，也是他记忆中唯一的一次对自己也是对他人陌生的、似乎是“穿山透地的尖叫”。他立即俯下身子、在淤泥上向前爬，什么也没来得及想，居然一下子就成功地爬上了岸，其他的四个人也都成功地爬了出来。 五个人爬上岸后，“刚刚摆脱了死亡，却没有摆脱对死亡的恐惧”，个个吓得浑身发抖。接着“五个人又开始哭，哭得恣恣肆肆”。高智晟边哭边看了一下伙伴们，每个人都与他一样，浑身抖个不停，满身都是泥浆，而他们眼里的那种恐惧的神色让他终生不能忘记。他想着，本来在几分钟前、过河前大家“还都有说有笑的，现在却被突如其来的恐惧完全慑覆”。这时，神使鬼差的他突然昂着头、依然流着泪大声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他这么一唱，其他人的哭声顿然停止、瞬间也扯着嗓子跟着大声唱起来。那时的场景很有戏剧性：“五张布满分不清是泥水还是泪水的脸，加之一片哭声嚎叫中突然飙起了唱歌声，这种滑稽的娱乐场面，立即在五人中产生了神奇的共鸣和默契，恐惧迅速被抛弃。”那年他13岁。几十年以后，当年的伙伴们见面时，“一提到那次经历，必然规律性地会先讲到那滑稽的大（合）唱，其次才会讲到危险场景。每次都无一例外地会笑得周身颤颠。那骤生骤死早成为那滑稽娱乐的有机组成。” “和平渠不和平，三十年吞噬上千条生命” 据高智晟先生的记忆，这大约是1999年的新疆《都市消费晨报》某一天头版刊发的一篇文章的标题，那时他已经被聘为该报的法律顾问。和平渠是乌鲁木齐市的一条南北纵贯市区的输水渠。1946年修建并由当时的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建议命名的。1949年中共7万人的军队进驻了乌鲁木齐，而当时该市的人口才8万人。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共军只得大肆开垦种粮，因此在1949年冬至1950年春对和平渠进行了整修和扩建，以保证垦地的用水。 他与和平渠的故事，发生在1990年7月。他后来告诉孩子们说，在做律师之前，有一段时期是他“人生中最为艰困的时期”，小时候“苦是苦了身，而那个时段的苦是身心俱苦”。他当兵退伍后，住在乌鲁木齐市卡子湾，因为在当兵时认识了耿和并一直相爱着，耿和的家在那儿。他当时没有工作，是耿和给了他鼓励、支持、信心和力量，每天他靠卖菜谋生。 可能是由于大自然被中共多年破坏的缘故，高智晟说当时的和平渠是乌鲁木齐市“家喻户晓的排废渠”。他描述“这条渠的性情与它的名字所表达的意义却完全相反。它那水流速度可以用狂泻来形容。任何人，只要摔进去，能活下来的概率几乎为零。一念之间，几十米就出去了。加之它的渠两侧石板砌的严丝合缝，落水者是无法抓攀住的。人掉下去会百分之百的无法逃生，乌市没有人会反对这种结论”。然而，“百分之百”却遇到了神奇的例外，而那个例外就是他。 那天，他推着后面驮着满满一大筐大蒜的自行车，要经过一条用单块混凝土槽心板横跨在和平渠上的“桥”。由于“桥面”很窄，平时一个人空着手经过时心里也会有点发慌，因为以前多次从上面经过，他认为只要足够的小心是可以安全通过的。可是，那天后面驮的大蒜可能过多了，在马路上推着时都摇摇晃晃的，在过“桥”的时候他力不从心、稳不住车子，突然连人带车一起栽了下去。幸运的是，他的自行车是“飞鸽牌”加重型的，车架长而坚固，而和平渠的底部比较狭窄，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自行车掉下去的时侯刚好横向卡在渠底，他紧紧地拽着自行车的横梁而没有被快速的水流冲走。横在渠底的自行车使他能够脱离险境、从渠底爬上来，然后在路人的帮助下将自行车从渠底拖了出来。那次“有惊有险的”事故让他损失了“一付秤盘、秤杆及秤砣”和“一大筐大蒜”，也给他留下了“对和平渠的心中余悸”。 高智晟先生的母亲信神，她生前常说，“穷人的孩子天照应着，我一辈子不做一点亏心的事，神会保佑我们的”。在阅读、厘清和写出这些成文的故事的时候，笔者真切地感到，高智晟先生带有传奇色彩的成长过程说明，冥冥之中自有定数。高智晟先生从一个“穷人的孩子”到认识了神成为“上帝的孩子”，从而让他变成了当代中国的良心、勇气和脊梁。△ (转自《韩亦言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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