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桂春曾經是北京公安的一名政保科長，二級警督。1990年開始跟隨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學習法輪功。因爲修煉和支持法輪功，於1993年年底和1994 年年初被公安隊伍中的壞人恃權開除，成爲因修煉法輪功被迫害的第一人，也是在公安內部遭到迫害的第一位法輪功學員，「鍾桂春」因此而成爲中國大陸、特別是北京各界許多人熟悉的一個名字。此後，鍾桂春轉到國家對外經貿部中央大型特大型企業工委所屬的中國化工進出口總公司任職，1999年7.20江羅集團對法輪功的迫害全面開始之後，又被中化公司黨委長期監視，失去人身自由，直到2003年在朋友的幫助下輾轉到新西蘭。在2006年「4.25」之際，明慧網和明慧廣播電臺的記者在美國紐約對鍾先生進行了一次專訪。

1999年4月25日，上萬名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中央信訪辦上訪，要求天津公安釋放當時因在天津上訪而被抓的數十名法輪功學員，要求允許出版法輪功書籍以及給廣大法輪功羣衆一個合法寬鬆的煉功環境。此事後來被中共江（澤民）羅（幹）小集團歪曲成所謂的「圍攻」中南海（政府）事件，並一直作爲1999年7 月20日取締法輪功的主要藉口之一。

以下內容根據採訪錄音整理。

明慧記者：鍾先生，您好。能否講講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學法輪功的？

鍾桂春：我呢，就是對氣功感興趣。最早是從78年吧，就開始練氣功，練別的氣功。那時候有氣功雜誌看看啊，突然呢對氣功啊、對修煉啊這些事情感興趣。感興趣就練。我接觸很多氣功。一直到89年吧，我對氣功已經就是不感興趣了，我認爲這都是假的都是騙人的，沒有真東西了，沒有真功夫，所以我基本上對氣功放棄了，不再追求了，就去練一些武術吧，什麼這個傳統的武術啊，我對這個還是感興趣的，就開始練這個了。那麼到90年的時候，有幸在北京拜見了我們的法輪大法的師父，從此得法，跟着師父進行修煉。

記者：具體的情況？

鍾桂春：90年就跟師父在北京進行修煉了，修煉法輪功了，一直到師父這個公開傳法吧。在北京辦班辦了十三期吧，跟着師父一邊一邊修煉，一邊助師傳法，就是做這些事情。

記者：公安系統把您開除公職，當時是什麼情況呢？

鍾桂春：當時這個事情我很清楚，爲什麼公安要把我開除呢？我知道他們很早就已經注意上法輪功了，因爲法輪功呢這個功法，在當時在北京在全國有兩千多種氣功，那麼法輪功呢在這些氣功裏面法輪功和他的師父——李洪志師父是最正的，最好的功法，是最正的功法。他的治病效果在全國、在所有的氣功裏面也都是最神奇的，那麼法輪功的師父也是最正的、最慈悲、最善良的，也是人所共知的。當時有很多的這個國家黨政軍一些個高級幹部、各階層的人士、知識分子，包括八大院校的大學生哪、各層各階層的人士都在修煉法輪功。當時是這麼個情況，但是公安政保系統它就注意上了法輪功。

記者：您說的這個當時是哪年到哪年之間的事情呢？

鍾桂春：是1993年，1993年和1994年。

記者：法輪功既然這麼好，治病效果那麼好，而且那麼多人從中央到地方大家都很很願意去學呀、去受益，那爲什麼公安系統卻採取一種不友好的態度呢？

鍾桂春：這個呢，在當時在公安裏面呢，很多人也在學煉法輪功，他們也都知道這個法輪大法好，也都知道法輪功的師父很好，大法也好，但是公安政保系統由於它的工作呢這個特殊的地位，它的這個政保工作呢就是專門爲邪黨、爲政治服務的，爲邪黨的政權服務，它就是邪黨的鷹犬，就是它的耳目。每時每刻它的工作的性質就是爲這個惡黨服務的。那麼在當時爲什麼它要這個注意上法輪功呢？知道法輪功好爲什麼還要注意法輪功，這也是由於這個政保系統的一己私利吧，一己私利。他們認爲法輪功可以被他們利用、被政治利用嘛。搞政保的人，我一說這個話，公安系統搞政保的人，包括安全系統的，他們都會知道什麼叫作「政治利用」。

記者：您是說，這場迫害之所以發生，並不是中共中央對法輪功認識有多深多淺的問題，也不是因爲法輪功本身的功效如何，而是中共要利用法輪功，如果不拒絕被利用的話，就打壓，您想說明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嗎？

鍾桂春：是這樣的，可以這樣理解，共產黨多年來他們就是爲了自己。我剛才講到了一己私利。比如說有的殺人放火刑事案件他們可以不管，因爲那個跟他們沒有關係，跟他升官發財都沒有關係。比如說政治案件，特別是政治案件，他們一旦定性以後，盯上了以後，那牽涉到他們的升遷問題。我說的一己私利，是指的政保執意要迫害法輪功的原因，就是說政保系統呢他要把法輪功抹黑，製造假的證據，上報中央，上報上級，然後就引起上面的注意。最後製造、經過抹黑、構陷，一系列的有組織的有陰謀的有計劃的，就是經過這個構陷、導演，最後把它形成他們所需要迫害的這個證據、藉口，然後達到他們迫害的目地，這樣通過迫害，他們討好上級，公安它就討好了比如說中央。

比如說迫害法輪功，他們就討好羅幹，羅幹呢又討好江澤民。那麼就在這場鎮壓迫害當中，羅幹由於迫害法輪功有功，他就進了這個中央政治局常委。公安政保系統由於迫害法輪功，他們的政保系統，本來政保處，全國的政保系統都被砍掉了，要合併到國家安全局，合併到安全系統。那麼經過鎮壓法輪功，他們構陷法輪功，不但政保部門沒有被撤銷，而且他們的這個組織、裝備、人員、經費還加大了，穩固了它的地位。從這個政保和這個610合併改成了現在的國保，它的架子從原來的股變成科、副科變成正科，完了副處變成正處，嗯就是它的架子還大了，裝備、經費、人員都改善了，而且保住了政保在公安的地位。它就是要達到這樣一個目地。

江澤民就是妒忌，看到我們法輪功師父這樣的師父，他就妒忌的不行，江澤民就是小心眼，就是妒忌。完了以後呢，就是怕法輪功的人多，上億人煉法輪功。

所以這個理由呢聽起來很可笑，但是確實是很卑鄙，這確實都是事實。

記者：當年有什麼直接的文件呢？或者是有傳達、佈置過這個方面的任務？

鍾桂春：當時沒有文件，一開始的時候沒有文件，因爲我爲什麼知道呢，我是從事這方面工作的。我是政保科的科長，我主管這個偵查業務，我的業務範圍就是對民族、宗教人士、異議人士、民主黨派人士、還有這個民運的人士，還有這個氣功、社會團體的人士，進行監視呀、偵查呀、調查呀，就是就是做這些工作，都是我們的工作範圍。那麼氣功就是我們工作範圍的之一。

記者：從我們很多人在海外都看到過一個材料，就是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他是很肯定法輪功的，說法輪功爲中國節省了很多的醫藥費，數字很大的。99年4.25法輪功學員去國務院信訪辦上訪的時侯，朱鎔基還出來接見，跟大家談的都很好啊。事後很多人覺得很奇怪，說爲什麼連國務院總理肯定的這麼一個功法，對國民經濟、對社會穩定都有好處，竟然被取締了。中央政府和您說的這個國保系統的關係是否有些奇怪呢？

鍾桂春：這個也不奇怪，因爲公安的政保系統它要導演一個什麼，它要注意上哪一個社會團體，它把它立案進行偵查、調查，它把它形成一套東西以後，中央的高層並不知道。比如說，這個朱鎔基他作爲國家的總理，他當時側重的是經濟方面。他不是幹公安的出身，他不懂公安，那麼政保想要搞什麼，想要策劃什麼他根本不知道。比如我要當政保科長，我當政保處長，我每年我都希望有新的這個案子，有更大的案子，能夠轟動全市的，甚至轟動全國的案子，能夠引起中央，引起上級注意的，那這些事情他工作起來以後它並不是需要哪一個國家的高級領導人知道。

記者：「4.25」也是這樣搞出來的嗎？

鍾桂春：政保這一切操作，整個這一切陰謀的操作，包括全國政保系統，北京從北京開始一直到公安部一局，他們操作的這些事情羅幹清楚，因爲羅幹是主管政法的。

那麼作爲江澤民[開始的時候]它不清楚，江澤民不清楚。江澤民就是要看到，哦，我的政權受到威脅了。江澤民就是妒忌，看到我們法輪功師父這樣的師父，他就妒忌的不行，江澤民就是小心眼，就是妒忌，完了以後呢，就是怕法輪功的人多，上億人煉法輪功。他們就嚇唬它，他們就告訴它，如果不鎮壓法輪功呢，就會失去這個失去它的權力，江澤民最害怕的就是這個，所以他們導演了4.25這場這個所謂的「圍攻中南海」。

實際上4.25是大法弟子維護自己修煉的權利，是在維護自己修煉的權利，是一種向國家信訪部門的請願，就是告訴國家大法是好的，對人民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是這樣的一個好的功法，而且有很多的事實，都在向國家領導人、向有關部門反映。特別是信訪部門，是國家憲法憲法規定的，人人都可以去的，所以說那都是合法的，被公安說成是這個非法的。明明是這個請願，他們卻給抹黑，誣陷，說成是「圍攻」，就是這樣的。那麼他把它報到中央，報到江澤民那，江澤民就信這個，把這個錄象拿過去就信，它就是這樣的，在爲鎮壓制造這個證據。

什麼國家的經濟發展啊、人民的安定啊、社會的穩定啊，他們根本就是不考慮的，他們只考慮他們自己的一己私利，他是這樣的。

記者：採訪前您提到過，象軍隊系統啊，還有很多其它各行各業的人都是支持法輪功的，您說的這個「支持」是什麼意思呢？

鍾桂春：他們就是知道法輪功的好嘛，他們自身他們自己也在修煉嗎，包括這個在武警啊，還有這個其它這個軍隊那個系統啊，我知道的，我認識的就有很多都是師以上的，還有軍以上的，軍一級的幹部，還有一些老幹部啊、紅軍啊、抗日戰爭時期的幹部啊、解放戰爭時期的幹部啊，不同級別的軍官嘛、軍人嘛，他們都在修煉法輪功，包括他們的家屬，這我都知道的。

記者：4.25的時候，就是99年4.25，您在北京嗎？

鍾桂春：4.25的時候我在北京，我也親身經歷了4.25和平請願，萬人和平請願。

記者：那時侯您是怎麼知道天津的消息的？

鍾桂春：我也是同修給我打電話，告訴我說天津市公安局，就是因爲何祚庥這個科痞在一本雜誌上發表了攻擊大法的文章，那麼同修就找到這個天津雜誌社，去講這件事情。那麼天津市呢就是有意不解決這個問題，故意的不解決這個問題。

那麼其實我認爲也是公安有意把這事情搞大，它就是通過幾個科痞啊、氣功的痞子啊，來通過這些人在報紙上發表一些個攻擊大法的文章啊，來看、看法輪功的反映，那麼它的目地已經達到了，那麼他也知道法輪功學員肯定是維護師父，維護大法的，肯定是知道說大法好的，那麼你在報紙上、雜誌上發表這樣的文章，法輪功學員肯定是不幹的，他都清楚，所以他就有意的搞一些人去做這些事情，這樣的話呢，在天津的市政府故意的不解決這個事情，故意把事情弄大，特別是天津市公安局，抓了我們五十多個吧法輪功學員，而且那個公安局長造謠，天津市公安局一個人都沒抓。那麼學員給我打電話，告訴這樣的事情，天津市解決不了，不放人，解決不了，說讓我們去找上一級，那隻能到北京，找中央，找信訪辦。所以這樣的話呢，學員告訴我就說4.25那一天到[國務院]信訪辦去上訪，向國家，告訴國家法輪大法好，要求釋放被抓的法輪功學員，要求印發大法的書籍，要求給法輪功學員合法的、穩定的煉功的環境。大概就是這樣的，我就去了。

記者：當時上訪提出的三項要求，是否在針對當時已經發生的一些情況？

鍾桂春：是的，當時也就是這個，由於公安系統的在裏面嘛，公安系統從早它就導演這個，完了它就和這個新聞出版署嘛，和等等這些個有關的單位停止出版法輪功的書籍。那麼對法輪功學員呢，就說外面戶外煉功啊他們也有意的派一些個警察啊，進行流氓滋擾，就是這樣的。所以只能到上一級到中央到信訪辦去向國家反映這個事情， [要求]給大法一個就說寬鬆的修煉環境，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記者：資料顯示，當時全國各地，特別是北京，清晨公園裏每塊綠地上，甚至有些不是公園，就是街心花園，都有很多的法輪功學員在煉功，這個情況到了99年4月是不是就已經不存在了？

鍾桂春：是的，都是，這些個都是公安派這個巡邏隊呀、防暴隊呀、派這個城管的呀，去把這些環境修煉的環境都給破壞掉了，他們就是有意這樣乾的。

就是公安已經派這個武警派這個防暴隊的、巡邏隊的，還有派一些個消防警察呀，去進行干擾。有的，[專門針對法輪功]，比如說當時我參加煉功就是中化公司對面，就是國家海洋局煉功點。在這個煉功點上，每天早上都有將近上千人在國家海洋局前面煉功，那個場景是非常壯觀，過路行人、車輛也都在看，就是很壯觀的，那麼後來在4.25之前就沒有了，就被公安把那地方，就是通過單位呀把那地方用鐵欄杆攔上了，就是沒有那個環境了，所有的地方，能夠集體煉功的地方，他們都派公安、派城管把那些地方把那環境給破壞掉了，不讓你有那個煉功的環境，就是故意製造搗亂嗎，公安就是幹這些個事情。

記者：據您了解的情況，當時在北京99年迫害開始之前，有多少人在煉法輪功？

鍾桂春：在迫害之前，因爲我是很清楚的，全國有將近一億人在修煉法輪功，這一點我是很清楚的。

記記者：北京大概有多少人？

鍾桂春：北京有上百萬人吧。

記者：那從您現在介紹的這個情況來看呢，99年這個對法輪功的迫害全面開始全面登場，這個和中共官方媒體所宣傳的，說法輪功4.25圍攻中南海呀，或者說封建迷信哪、不讓人這個吃藥啊，好象完全對不上號？

鍾桂春：是的，這就是他們構陷的，欺騙老百姓，是這樣。公安也在注意蒐集這方面的，比如從別的氣功裏面蒐集一些個東西來構陷法輪功的，公安也很注意這些個，練別的氣功出現問題了都栽贓法輪功的。它們很早也在蒐集這方面的東西。他們很早就在蒐集這方面的東西。

記者：聽起來好象就是說，這個公安系統他們爲了能夠製造一些成績，製造一些事件，他們可以升官發財，所以只要這件事情能夠朝它們需要的方向發展，安上什麼罪名的話都是無所謂的，罪名只是爲了說給老百姓聽的？

鍾桂春：是的，老百姓並不知道內幕，只有幹這一行的人才知道內幕，那麼在我們的同行裏面，比如說搞刑警的，搞刑事偵查的，搞刑警的，搞社會制安管理的，搞戶籍管理的，搞警衛的，搞防火的，等等等等，就是搞其它方面的警察，他也不知道政保操作的這些個內幕，包括一些個局長，不主管這方面的局長，包括就是主管局長他不懂政保行業。不是政保出身的，他都不知道政保的內幕，只有政保清楚。

記者：能否藉此機會談談您對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師父的印象？

鍾桂春：我感到，一個是師父給我的印象，最深的印象，師父非常的慈悲和莊嚴，給我的印象是這樣。再一個印象就是，感到師父非常非常的正。比如說師父吧，我和別的氣功師接觸的時候呢，那些氣功師都要求我幫忙啊，要求我做這個做那個的，我也很熱心的幫他們。但是我們這個師父呢，我接觸了我們法輪功師父以後呢，師父從來不要求我們去做什麼，都是我們，所有的從一開始一直到最後都是我們發內心的去做的，沒有說哪件事情是師父指定讓我們做的，或師父提出來的，沒有。

即使那樣，每天出去，因爲我在公安有個方便嘛，開着車方便。師父當時到北京傳法有些不便，我就儘量給師父提供些方便，比如說接師父啊，送師父啊，出去辦些個事情啊，就是用車載着師父出去。這樣的話呢，師父每次一看到我總是說：小鐘啊，你能行嗎？能不能行啊？每次師父都是這樣說：「行啊？那單位裏頭能行嗎？」 我看到師父很慈悲，事事都想到了弟子、想到了徒弟，但是每次我都說，能行。師父就笑了。就是這樣的。他是考慮[學員]家裏怎樣啊，愛人怎麼樣啊、會不會不高興啊、單位領導會不會不高興啊，雖然都是小事情，但是師父從一點一滴都是爲學員考慮，不是考慮師父自己方便不方便。所以師父越是這樣，我們越是發自內心儘量的提供我們的方便，去幫助師父，跟着師父去完成傳法。

還有哪就是，師父很不麻煩他的弟子。每次師父從長春來北京，來到北京的時候師父自己就坐汽車，坐公共汽車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以後他才告訴我們，目的就是怕我們到車站去接他，怕給我們添麻煩。走的時候，師父就更不告訴我們，我們也都知道師父怕我們買東西，怕給師父買東西，怕給師父買車票，怕去送師父，實際師父怕給他的弟子添麻煩，師父每次都是這樣的。那麼我們知道了，有時候就去車站接一接，那我們不知道的時候是多的，師父總是這樣。那麼在生活上呢，師父也總是關心我們，當然師父也沒有錢嘛，我們掙的工資也不高，在當時來說。那麼跟師父一起出去，比如說到戒臺寺啊，到哪個寺廟去啊去，回來的路上，在路邊的小飯館吃個炒餅，吃個面條，大家在一起，吃的都是很簡單的，師父也跟着我們一起吃，但是每次師父從來不讓我們去掏錢，都是師父去買單，所以這些小事這些生活上的這些事情師父做的都是讓我們很感動。

再一個師父處處關心他的弟子，還有個小故事，我也想講一下。那是1994年師父在重慶傳法，我隨着師父到重慶傳法，還有一個老弟子叫李雪君嘛，那麼雪君就負責教功教動作，我呢，就是跟着師父，師父走哪就跟着，師父回來就跟着回來，現場啊維持維持秩序，照顧一下。那麼師父辦班辦了幾天以後，因爲那時我們看到師父吃的都是方便面，都是晚上辦班嘛，在去之前師父都是從來不吃飯的，都是辦班結束回來師父泡一包方便面，師父都是這樣的。自然我們吃的也是很簡單了，師父都是這樣的吃，那麼過了幾天之後。師父把雪君和我，把我們兩個人叫出來，叫到山底下一家餐館，有炒菜的一家餐廳。師父把雪君和我，我們兩個人叫到那家餐廳裏頭，找一張桌子坐下，師父就親自拿過菜單親自寫菜單，寫了四個菜左右吧，大概四個菜，我印象是四個菜。師父親自寫了菜單把菜要上了。端上來以後讓雪君我們兩個吃，師父不吃，師父就坐在旁邊看着，就象看着他的孩子一樣。這件事情我久久的不能忘記。

通過這些事情可以看到師父的偉大和慈悲，師父事事處處都在關心他的徒弟，當然這些事情是很多很多的，有些個我一時想不起來，師父關心徒弟的事情是很多了，也不僅僅是我們，對其他的同修、老學員都親身感受到師父無微不至的，師父的關心。現在想起來我們大家走入大法以後，大家都是一樣的，不管是老弟子、新弟子同樣，都是沐浴在佛光之下的，我們感到確實很幸福。

那麼從師父是這樣的。再一個，師父的大法，法輪功的功法，通過修煉，確實是很神奇的。

記者：您爲煉法輪功被單位開除、失去人身自由，現在又背井離鄉到海外生活，您會不會覺得有些後悔？

鍾桂春：沒有。我對這些東西已經都看的很淡很淡了。我現在就是慶幸，我很高興我能夠成爲大法弟子，成爲師父的弟子，能夠修煉大法，越修越感到法輪大法真是千年不遇、萬年不遇的。

記者：您90年就開始學法輪功，在北京一定認識很多的朋友、功友、同修。您是不是知道他們現在的一些情況呢？

鍾桂春：是的，因爲我是師父的老弟子嘛，就是在全國各地吧，一些老學員當中，他們都知道我，特別是在北京啊，他們也都知道我。那麼通過這場這個非法的鎮壓呢，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那麼現在經過這麼幾年的正法，我想他們也都明白了這個法是什麼了，這個大法是什麼，共產黨是什麼，共產黨爲什麼要迫害法輪功。所以他們現在也都明白了，都正在明白，我想是這樣的。但是我想告訴他們的呢，那就是應該廣泛的去講清這個迫害的真相，向世人講清迫害的真相，他們在大陸上的，這個修煉環境、正法修煉的環境，確實是很重要的，那麼師父呢在海外講法也曾經講過就說大陸是[大法弟子的]主體，那麼希望這些個同修啊，在大陸的同修啊，發揮主體的作用，爲結束這場迫害做出應該做的努力吧。

記者：好，鍾先生，謝謝您接受明慧記者的採訪。

(明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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