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阜阳市，这种“当官发财”的思想在一些干部头脑中已是根深蒂固。在蒙城等县市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做生意会亏本，搞种养没市场，加工办厂销路不畅，只有当官最能赚钱。

　　一些干部之所以“执著”地买官，就是把买官当成了一种一本万利的投资，当作“致富”的快捷途径。

　　1992年，蒙城县东南部的一乡长回家向其夫人索要家中的3万元存款准备买官，妻子坚决不给，并说这是我养牛喂猪卖粮食攒多少年的家财，岂能让你败毁了。最后，乡长用武力硬是取得存款，又贷款1万元，果真如愿当上了镇长。半年之后，新镇长拎包回家，还了妻子3万元，外加2万元利息，并嘲笑其妻是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这不，不到半年本回来了，还收了利不是。

　　这年，该县一领导女儿出嫁，县里数百名干部前去送礼，县领导也看钱设宴，8000元以下的安排在双扶宾馆(一普通宾馆)，万元以上的被请到文峰宾馆(阜阳最好的宾馆)。有一企业厂长因“贡献”突出，这位县领导五次与厂长的上级主管局打招呼将其提为副局长。该局领导班子研究五次直至深夜就是通不过，最后，还是那位县领导硬是下文提升了这位厂长为副局长。厂长的儿子在一次酒桌上说了真话，他老爷子花了5万。

　　临泉县一镇党委书记被选上了副县长，当晚祝贺席上对朋友说：“我这是花14万元买的，一年内得将成本收回。”

　　在蒙城，一些实权领导探索积累了一套交易经验———无病住院。1995年，乡镇换届前夕，该县9个县委常委6个住了院。下级干部们轮流到医院，名为看望，实则送礼，做买官卖官的交易。常委们一次住院少的可收5万元，多的达10余万。

　　花钱买到了实权实职的官儿们，自然欢天喜地。没买到的心情烦恼不说，有的举债过日子，妻儿跟着吃苦受罪，有的还跌进了大牢。

　　1996年2月21日，阜南县城郊乡李品德等人贿选乡长，李分两次给20多名代表每人贿赂1000元，已构成破坏选举罪，被判刑两年。涡阳、蒙城等县、市、区也有类似事件发生。

　　35岁的翟亚伟，是蒙城县农业局的工会主席，通过自学已获得本科学历，曾下派锻炼到力巴乡任科技副乡长。回城时，虽花了几万元买官，却没有买到个实职，日子很难过。眼见比自己水平差的人纷纷提拔重用，实感委屈。为了达到买官的目的，在借钱借贷无路之时，便以黑社会“刀斧会”老大的名义向本系统职工冯鑫写敲诈信，索要3.5万元。今年4月6日晚，在前往宋湖公墓取钱时被警方抓获。等待他的不是升官发财，而将是法律的严惩。

　　还是在蒙城，一计生委副主任为了转正，投石问路时，分管领导答应为其安排。该副主任花六七千元买了一组真皮沙发送去，结果落空，他便在县委楼大骂领导不兑现承诺。当然，他的“勇敢”行为也使自己失去了副主任之职。还有一青年花钱准备买蒙城县地税局副局长一职，在大功告成之前，本单位同志喝闲酒时，将消息透了出来。结果也是钱白送，官也未当成，落了一身债，房子被法院拍卖，连其父也登门讨债。去年，他作为单位会计，将本单位仅有的几个人的工资领了去还债，为此，躲了好长时间未敢上班。

　　还有一个镇的三个党委副书记，都努力做买官的工作，一个升为另一个乡的乡长，另一个升为其他镇的镇长，第三个虽有过显赫的业绩，又花了近10万元，结果还是副书记，原地不动，但为了安慰他，给其加了个括号正科级。宣布之时，他当场难过得大哭起来，日后总结教训时才知是自己“炮弹”不集中的原故。

　　1997年夏，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以“蒙城有个腐败村”为题，披露了该县南关一片醒目的“豪宅区”，林立着近百幢“小洋楼”，造价都在二三十万元。有的高达五六十万元以上。当地群众气愤地称之为“贪官区”。有民谣曰：群众急脱贫，干部忙赴宴，农民盼吃饭，领导装宫殿”。据调查了解，阜阳有一半以上的乡镇干部把家安在城市，蒙城县不少村干部也在县城建了别墅。农民对家居县城，工作在乡村，用公车接送的“走读官”十分反感。而不少农民还住在土坯房里，许多农民还没有真正脱贫，有的还又返贫。

　　此外，买官卖官还促成了一级保护一级，农民上访无门。阜阳市农民、职工上访接连不断，越级上访较多，蒙城警方已多次深夜出警前往省城将上访群众硬是“劝回”家乡，然后进行讯问处理。不少上访无结果的群众却从中悟出了道理：这村长、支书是从乡长、乡党委书记那里买来的，乡长、乡党委书记又是从县长、县党委书记那里买来的，县级领导也是从上一级买来的，下级捞了钱，“获了利”得向上一级“纳税”，处理下级牵扯到上级自己，还能处理吗？因此，他们就必须一级保护一级，告有何用？

　　蒙城一位向肖作新送礼的副县级干部曾向同事们炫耀说：“肖不倒我不倒，万里长城永不倒。”如今，肖作新倒了，而他仍未倒。据消息透露：肖作新分管蒙城工作多年，最少从蒙城捞了200多万元，其中涉及副处级以上的干部29人，科级更多。而那些买官的人民“公仆”们，买官的钱有多少是老百姓的血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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