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从李鹏手里接过总理的职务，同时也接过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可以说，现在三峡工程正在朱镕基的领导下施工建设。在担任副总理时，朱镕基在公开场合没有对三峡工程发表过任何意见，只是在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到三峡地区视察了一次。就是在三峡工程长江截流合龙之际，也没有参加这样的“盛典”，而当时江泽民和李鹏都参加了。但是朱镕基作为副总理，参与了三峡工程的整个决策过程，都投了赞成票。朱镕基担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后，只是在１９９８年年底去了一趟三峡工地，和每年至少到三峡工程去视察一趟的李鹏相比，朱镕基对三峡工程显然是热情不高，并对一些问题与李鹏有不同看法。

１．朱镕基的加固加高长江堤防以及在长江中上游禁止砍伐森林的措施，是对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部分结论的否认

　　１９９８年长江洪水期间和洪水后，以朱镕基为总理的国务院果断地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禁止砍伐森林，二是加固加高长江堤防。这两项措施，是朱镕基治水和治理长江的主要措施。也许朱根本没有注意到，实施这两项措施，是对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一些重要结论的否认。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指出，加固加高长江堤防，经济上不合理，技术上不可行（参见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廷争〔王＋争〕∶“长江中下游防洪形势和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中国水利报》，１９９１年８月，第２２２—２２４期；三峡工程论证防洪组组长徐干清∶《防洪》，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北京，第６５—６６页）。正因为加固加高长江堤防不可行，才有建设三峡工程的必要性。另外，为什么要在长江中上游禁止砍伐森林，就是要保持水土，保护生态环境，减少长江中的泥沙量，减轻洪水灾害。而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却认为，长江中上游森林减少，并没有使长江中的泥沙量增加（三峡工程论证泥沙组组长林秉南∶《工程泥沙》，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３页；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三峡重大技术研究课题研究报告中泥沙工程和航运关键技术研究报告》，１９９７年，武汉，第９页）。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技术负责人潘家铮在国务院采取两项措施后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长江中上游砍伐森林和长江洪水没有直接关系。

２．朱镕基在三峡工程关于工程质量的讲话，间接涉及李鹏１９８４年给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底，朱镕基在重庆召开了关于工程质量的会议，会后视察了三峡工程。１９９８年５月新投入运行的三峡工程临时船闸，发生严重工程质量事故，造成了长江航运长时间的断航，是这次会议起因之一。三峡临时船闸是由三峡工程建设总公司“公开招标”，葛洲坝集团中标建设，由三峡工程建设总公司检查验收，有了质量合格的结论后才投入运行的。只是葛洲坝集团是三峡工程建设总公司的下属子公司。老子招标，儿子中标，儿子建造，老子验收，这就是“质量合格”的工程出现恶性工程质量事故的主要原因，这也是朱镕基提出要请著名的外国公司来做三峡工程监理的原因。三峡工程这种“一条龙”的建设程序是违反中国《建设法》的，而这个建设程序，正是李鹏１９８４年向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峡工程建设的特殊程序。中国近年来严重的工程质量事故频繁发生，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个“一条龙”的建设方针。

３．朱镕基和李鹏对三峡地区开垦陡坡安置移民有不同的看法

　　三峡地区是中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滥伐森林，陡坡开垦种植是导致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三峡工程移民安置计划中，提出要在本乡本县安置，提出要开垦２５度以上的陡坡用以安置移民，他们把这样的计划美名为“开发性移民安置”。三峡工程开垦２５度以上的陡坡地，违反中国《水土保持法》，这个开发性移民安置计划却得到李鹏的大力支持，李鹏认为，只要把开垦的２５度以上的陡坡地建设成梯田，就不是违反中国《水土保持法》，而且还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参见李鹏１９９８年１１月视察三峡地区的讲话）。１９９８年夏，三峡地区遭受暴雨袭击，为三峡工程移民开垦的梯田几乎全部被暴雨冲垮，只有几块梯田幸运留存。幸存的梯田被李鹏推荐为样板。朱镕基认为陡坡开垦要停下来，要逐步退耕还林。坡度２５度以下的坡耕地要改建成梯田。朱镕基和李鹏的区别就在于坡度在２５度以下和２５度以上，在于如何对待《水土保持法》。但是，只要三峡工程不下马，三峡地区开垦２５度以上的陡坡安置移民就不会停止。

４．朱镕基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让三峡工程下马

　　如果朱镕基想要让三峡工程下马，他有足够的理由，这些理由可以归纳如下∶

　　Ａ．工程投资大大超过审批通过的数额。三峡工程的投资额从１９９２年审批通过的５７０亿元上涨到１９９９年的６０００亿元（根据１９９９年两会之间传出的消息。到１９９５年，官方的报导为２５００亿元）。根据国务院重新审查基本建设项目的规定，当工程实际需要投资超过预算的５０％时就必须下马；

　　Ｂ．三峡工程移民数大大超过审批通过１１３万，新闻媒介上采用的最高数字是１８０万。作者估计三峡工程最终的移民数将达２５０万。三峡地区无土地可安置这么多移民，陡坡开垦将引起严重水土流失，移民生活生产无着落，将影响社会的安定，爆发非常事件；

　　Ｃ．三峡工程将淹没重庆部分市区，损失过大。在１９５８年中共中央批准三峡工程时曾制定一个原则，建设三峡工程，重庆不能淹。当三峡水库蓄水位到正常蓄水位１７５米时，重庆部分市区是否会淹没，这一点连原水利部长钱正英都不能保证（参见钱正英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６日关于三峡工程对重庆影响的讲话），钱正英只能保证当三峡水库蓄水位在海拔１５６米时，在海拔２００米以上的重庆不会受淹；

　　Ｄ．三峡工程为保证长江客运畅通的升船机由于技术难题和安全问题无限期地推迟，保证货运的五级船闸技术难度极大，即使建成，也难以保证长江航运持续通航；

　　Ｅ．三峡工程的安全问题以及地震滑坡问题没有解决；

　　Ｆ．三峡水库泥沙淤积问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因为三峡工程论证是以长江中泥沙少和４０年来长江中泥沙量没有增加为前提得出的结论，与现实不符；

　　Ｇ．在提交和审批三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过程中出现程序错误，违反了中国环境保护法，必须重做三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并重新审查；

　　Ｈ．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有严重的程序错误，参加可行性论证报告的人员也参加了报告的审查和鉴定，就象高考作弊一样。

　　最后，也许在中国制度下最拿得出手的原因就是，现在实施的三峡工程方案（１７５米方案），违背了邓小平关于建设三峡工程的旨意。邓小平说“我赞成１５０米方案”。既然邓小平理论被写入中国宪法，任何违反邓小平旨意的，都是违反宪法。特别是邓小平关于建设三峡工程的“理论”，没有被收入到邓小平文集中去，被人阉割了。

５．朱镕基会不会让三峡工程下马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三峡工程是怎么样上马的。１９５８年中共中央就批准三峡工程上马，后因经济困难而下马。１９８４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批准三峡工程上马（１５０米方案），后因许多人士反对，更主要的是１５０米方案不能创造世界之最，主上派中许多人对方案不满意，就引出了１９８６年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在论证过程中，反对派（主要集中在全国政协中）虽然人数少，但积极活动，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文章并不比主上派少。在１９８９年４月次会议之前，戴晴主编的《长江啊长江》一书出版，书中收集了李锐，周培源，钦侃等人的文章。六四事件后，《长江啊长江》一书被禁，戴晴以“涉嫌动乱”被投入监狱，其实，戴晴和“六四动乱”无涉，抓戴晴入狱的主要原因还是反对三峡工程（参见戴晴∶“我的入狱”）。在中国是诛连九族，戴晴入狱之后，《长江啊长江》一书中的作者均受牵连，报刊杂志上再也看不到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本来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属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范畴内的争论，科学民主是正确决策的基础。但是当《长江啊长江》一书被禁之后，在三峡工程争论中已无科学民主可言。

　　六四事件之后，民心涣散，党的威信大降，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一句话，中国缺少凝聚力，中国缺少能唤起民众、振奋人心的事件。三峡工程主上派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央决策层上书。原水电部副部长，三峡省筹备处主任李伯宁上书中央，由王任重交江泽民，建议兴建三峡工程，一来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建设这样伟大的工程），二来振奋民心（创造多项世界之最），三可以作为检验对党中央是否忠诚的试金石。建立新领导的权威，检验各省市部委是否绝对服从，聚集民心，正是上台不久的江泽民所急需的。这样，江泽民就在李伯宁的信上做了要对三峡工程下点毛毛雨的批示，江泽民决定要上三峡工程，先要做舆论准备。这样由中宣部组织，对三峡工程展开正面报道，刮起了一场狂风暴雨。为此全国各省市各部委的领导人都被请到三峡工程坝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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