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是一个母亲和她的儿子对另一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的访问

3月31日下午，我接到一位女士从国外打来的电话，她说她是斯诺夫人的女儿。她告诉我，她母亲和她的哥哥克里斯多夫·斯诺已经抵达北京，准备于明天上午11点来人民大学看望我，询问我是否方便。我听到这个消息虽然有些突然，却并不太感意外。因为我想起去年12月底旅美学者陆文禾先生遭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拘押时被没收的物品中，就有一封斯诺夫人托他转交给我的信。那时我虽然不可能想到会有机会与斯诺夫人见面，但我从心底里已经把她当作我值得尊敬的外国朋友了。现在这位尊敬的夫人来到了我所在的城市，而且明天就要来我家里作客，我怎么能不由衷地欢迎呢！

在电话里，斯诺夫人的女儿同时告诉我，她母亲准备于来京的当天发一个公开声明，说明她的来意。她要她女儿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觉得，我与斯诺夫人的会见本来是一次纯粹私人性质的会见，与任何人无关；但如果考虑到这样的会见有可能使有关方面产生误解，那么发一个公开声明也许是恰当的。于是我随即向她女儿表示，我尊重斯诺夫人本人的决定。

这天傍晚，我从一位外国记者那里得到了斯诺夫人声明的全文。斯诺夫人在声明中说：“这是一个母亲和她的儿子，对另一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所能表达的同情和安慰，这也是向所有在十年前的天安门屠杀中失去亲人、又在后来的岁月里被剥夺了正常生活和自由的母亲和难属们，表达我们母子和他们的团结之心。”我反复咀嚼着这份声明的每一字每一句，久久不能入睡。我回忆起我年轻时阅读埃德加·斯诺先生《西行漫记》时的情景。我一遍一遍地体味、对比着当年与今天阅读两个不同文本时的内心感受。虽然这中间相隔着一个很大的时间跨度，虽然这几十年的风雨沧桑已改变了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但当我读到这次斯诺夫人的声明时，我却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那种兴奋和激动。我感到在这两位外国友人的内心深处，存在着某种始终如一的东西。我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却能清楚地感受到，那是一种对于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和对于弱者的人道关怀。我想，人们可以属于不同的国度，可以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信仰，甚至不同的政治观点，但只要他是一个真诚的人道主义者，始终保持着对一种合理社会的执着追求，那么彼此的心灵就不难沟通。

我这样思索着、期盼着、等待着，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2，我只求能同她默默见上一面

4月1日清晨，我先生还没有来得及打开家门，就透过窗户发现有一群便衣警察已经在我们住家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来回警戒了。我思忖，今天的会见多半是不了，但我仍心存侥幸。我觉得人世间总还有一些道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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