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华县马泉村龙岭村民小组本是一个再小不过的独立自然村,到1970年,小村人口增至30户,154人。然而,自1974年村上发现第一例食道癌患者后,挥之不去的癌魔从此笼罩龙岭村。27年间,龙岭村共死亡55人,死于癌症30人,死于肺心病、脑血管病21人,无一例自然死亡。全村人口锐减至77人,全村30户人家中只有4户未出现过癌症患者. 谈之色变令人恐怖的“癌”因何而来?7月19日,记者急赴西安、华县两地,访山民、见官员,叩问医学专家,泣泪而就—— 华县“癌症村”记忆 地理位置:瓜坡镇马泉行政村龙岭村民小组,位于陕西华县县城西南8公里以外的形似龙脊的山峁上,村庄面积约8000平方米。 恐怖的“癌”:村里癌症患者、死亡人数日见增多,而且愈益年轻化:70年代死亡者平均年龄为60岁;80年代死亡者平均年龄为50岁;90年代死亡者平均年龄为45岁;2000年2月被肝癌夺去生命的李树森终年50岁,丧事刚办完,3月又发现39岁的妇女马惠珍患上了癌症。在癌症死亡的家庭中,最多的一家死亡人数为3人;有3个家庭因男主人癌症死亡而导致家庭破灭,目前,全村因恐惧癌症长期流亡在外者22人,14人流落他乡,仅余77人。 村民泣血呼告:1994年,身患胃癌,55岁的万振龙弥留之际,趴在炕上,用尽最后气力向陕西省卫生厅写信,具体反映了龙岭村近年来被癌魔侵袭的情况,省卫生厅领导高度重视,责成华县卫生防疫站调查处理。 2000年3月18日,马泉村党支部、村委会向华县政府递交了《关于龙岭村遭受癌症猛袭的情况反映》。 救助龙岭:2000年4月28日,由陕西省肿瘤防治办、省肿瘤医院牵头,成立“龙岭村恶性肿瘤多发区病因调查领导小组”。 6月6日至7日,陕西省渭南市、华县有关专家、学者及卫生技术人员,有关部门领导20余人,走进龙岭村,分三组深入调查。 7月7日,以西京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樊代明教授为首的一行7人,前往龙岭调查。 7月10日,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召集名学科负责人会议,前所未有地多学科协作攻关龙岭“癌症村”。 截至记者发稿时,专家调查小组尚未查出癌魔肆虐的原因,与此同时,华县政府急令:龙岭村就地搬迁。 咬咬牙,记者进入“癌症村” 7月19日中午11时许,在火车站久候多时的记者终于得以搭乘西安至华山专线旅游小巴,上高速路直奔90公里外的东南小县华县。一个半小时后,迷迷糊糊的记者被“抛”在高速路桥上。 几经转车,最后乘上了一辆摩托车,车手叫万向阳,32岁,正是龙岭村人。小伙子憨憨地说:“找我算找对啦,这么陡的山路,除了本村人,几乎没人敢上去,早些年龙岭还算个世外桃源,现如今害下了‘癌’成了‘黑三角’,人们怕传染,更没人上去了。好几拨记者上去采访都是我驮上去的。记者大老远为俺村的事来,真不易,路再难我也保证安全送到。” 说着话万向阳推起摩托招呼记者上山路了,说路其实根本不是路,山道上沟坎纵横,乱石铺地,崎岖不平。记者紧抱摄影包,右手死攥后车架,车颠荡得快散了架。“哥们儿,慢些嘛,咱不急,安全第一。”万向阳大笑起来:“我开了15年摩托,这路走了15年,保你太平无事,没麻达(没问题)。” 当又一座山被摩托扔在身后时,万向阳大喊一声:“记者同志,到啦!” 走进村子便可看到一个滴水不止的水龙头,每一个外来人都会很自然地以为是自来水。从万向阳口中我得知,那是村民从山里引过来的无污染泉水,村子东西两头各一个水龙头,村民们长年喝的就是这清洌的山泉水。 这两个水龙头来之不易,是村民们挑战自然的“胜利品”,背后也有着一个关于“水”的悲壮故事。由于年年都有村民得癌症死亡,而且以食道癌居多,龙岭村村民开始凭直觉想到他们食用的水是否有问题,他们觉着可能是水受了牛、马粪的污染而带有致癌细菌。于是1987年群众自发集资,组劳力挖沟糟、埋管道,直接从秦岭山里一个泉眼处引水吃。1994年,华县防疫站派员龙岭提取了食用水、人头发、玉米糁、酸菜等物,准备化验,并要龙岭村民交2000元钱,村里特困,交不上化验费,化验的事便散了。10多年过去了,龙岭村的癌症非但没有得到任何控制,反而逐年上升。 今年6月13日,“病因调查小组”采集龙岭水样送往北京请专家鉴定,说一个月后出结果。到现在还没个信儿,村民都很慌。 水,究竟是否是龙岭村民致癌的元凶,迄今为止仍是个未解之谜。 “又查出7例癌症患者”
万向阳领着记者去找龙岭自然村的村长万印功。他的父亲就是第一个警觉向外面反映情况、1994年患胃癌去世的万振龙。 见本家“小叔”领来一个戴眼镜的陌生人,万印功没有丝毫犹疑,异常热情地紧拉着记者的手向屋里引。边走边招呼婆娘:“把可乐、方便面拿上来,待客哩,待客哩!唉呀,北京来记者啦,好好拉呱拉呱(聊天)。” 一瓶汾煌可乐,一碗冲好的康师傅方便面摆上了桌子,万印功说:“吃吧,喝吧,就是给你们记者准备下的。癌症村,谁敢来呀?来的人再渴再饿也不喝口水,吃口饭,我知道,人家不敢呀,怕传染上呀。大老远上咱这山梁梁,不敢吃不敢喝,咱这心里难受呵。上回西京医院把村上67人接下去看病,在西安我买下了3箱可乐,为的就是让记者们、医学专家们不受罪。”万印功从里屋检出一个大纸袋,递过来两张纸,记者低头一看是“龙岭村1974年至2000年癌症死亡人员名单”。“我爷万江海1976年,66岁上死于膀胱癌,我爸万振龙1994年55岁上死于胃癌。为给老人治病,钱都花完了,人还是死了!我爸死的时候给县里面写了反映信,今年我又请人写了文字反映情况,目的就是呼吁有关部门,查一下原因。土壤、空气、水质,到底是啥原因嘛,要个说法,人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啊。1996年到今天,全村出生人口只有两个,没人愿嫁到这儿,村里的大姑、小伙子早走光了,村民万九成1996年40岁上患食道癌去世了,他媳妇带着20岁的儿子万栓牢要改嫁他乡,儿子不同意,1998年万拴牢在家里服毒自尽。再这样下去,龙岭村就完啦!7月16日,67名村民被西京医院接下山免费检查。我们自己背着馍馍跟着下山,到了西安,医院还管我们饭,吃的是米饭,喝的是鸡蛋汤,有的村民一辈子都没吃过啊,当场,我们男女老幼全哭了,心里感激得不行……听说西京医院的检查结果明天就公布了,又查出来了7例癌症患者。” 万印功使劲抽了口烟,目光定定地直视记者,“估摸着我算一个,那天检查时,我看医生脸色就不好看,唉……”原本健谈的村长万印功不再说话,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特别注明:记者赶回西安在西京医院采访时得到确切消息:“癌症村”2名村民癌症确诊,另有28名村民患乙肝。) 马惠珍:39岁的癌症患者 2000年3月,龙岭村民39岁的马惠珍被诊断为食道癌,消息传开,村里人极为恐慌。因为前几年村里得癌症病死的人都是五、六十岁,四十岁以下的患者,马惠珍是第一个。 马惠珍娘家在山下的杏林镇,较富裕,她为何要“下嫁”龙岭呢?马惠珍有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我从小就喜欢吃核桃,婆家正好有两棵大核桃树。” 马惠珍娘家人没有得癌症的既往病史,而她的公公在1979年年仅47岁时患癌症去世了。 为给马惠珍治病,家里先后卖了牛,卖了羊,又向亲戚朋友借钱,总共花了5000多块钱。她在西安的几家大医院去看过了,医生说,像她这种早期患者,治疗越早越好,大概有七、八千块钱就能治好,可家里横竖再也拿不出一分钱了。 在《三秦都市报》记者李勇鸿引介下,记者见到了西京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樊代明教授,樊教授说:“马惠珍的病耽搁时间太长,已经扩散、转移,成了晚期,无法切除,只能做放疗,延长生命时间,多长时间不好说,总之,西京医院会无偿为马惠珍治疗到底。” 征得樊教授同意后,记者和李勇鸿走进了危重监护病房。病房里异常洁净、安静,刚刚做完放疗的马惠珍安然地躺在病床上,她的神智还算清醒,刚说第一句话,她就哭了。 因为没钱治疗,马惠珍的癌由早期“拖”成了“晚期”,医学上已近乎无能为力,但西京医院的军人专家们却仍在为延长马惠珍的生命而争取着努力着,西京医院的军人医生令人肃然起敬。 致癌病因到底是什么? 病因到底是什么?惊慌中的村民有各种猜测。有人认为是附近工厂排放的大量烟尘。这里每天清晨总能闻到刺鼻的呛人味道,而原先没有这些工厂前并没有这种怪味。然而,这种猜测被来此调查的专家们否定了。他们还否定了越传越神的关于国防厂核辐射致癌的不实说法。 西京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樊代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得知华县癌症村的情况后,第一个行动是关心村民的现状;第二个行动是下定决心要查出致癌病因,所以我们上龙岭多次召开有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专家参加的会议详细加以研讨。从我们目前研究的初步结果来看,分析可能是两个原因:一为外因,村民们可能误食了霉变食物致病;二为内因,龙岭村村民或许就是易患癌症的特殊人群。这次我们对68名村民进行了检查,龙岭村为什么只有4户人家没有癌症记录?这就奇怪,很值得研究。” 自2000年4月28日以来,由陕西省肿瘤医院牵头,汇集省卫生厅专家组成的“龙岭村恶性肿瘤多发区病因调查小组”也展开了医学研究活动,但关于癌症频发之病因,他们一直保持沉默。看来,查清龙岭村遭受癌症侵袭的病因需假以时日,人们期待着医学之谜的解开。 就地搬迁 龙岭村民不答应 病因查不出来,龙岭村民急盼搬迁,他们在递交县政府的《情况反映》中写道,“癌在龙岭村已横行了27个年头,如今活到50岁能下地干活的人不到10人。由于癌的侵袭,加之剩余住户对于癌的恐惧,都无心在此重建家园,有不少户住房已成危房。为了龙岭的百姓,为了社会的安定,我们恳切求党和政府组成调查组,对龙岭的水、土、农作物及空气进行监测化验,同时采取搬迁、疏散办法,使龙岭村民重新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华县政府在搬迁问题上与龙岭村民一致,但在如何搬迁、如何安置的具体问题上却产生了严重分歧。县上成立了搬迁领导小组,并制定了“房屋自建,搬迁自愿,政府补贴”的搬迁原则,要求龙岭村民就地搬迁至与龙岭垂直距离为400米的沟里,即马泉村庙河村民小组。 龙岭村民对搬迁是个啥态度? 不同意。万印功对记者说,“县上的方案一出来,我和几个老队长聚在一起开会合计过这事。搬到下边等于是雪上加霜,大家都不同意。” 万印功领着记者下山去看那个“沟”,山道弯弯曲曲,甚至不能两人并行。万印功对记者说:“龙岭的耕地都在坡上,如果人住到沟里,干活还得上去,那么窄的山路,牵头牛过去非常困难,也非常不便。庙河与龙岭的垂直距离虽然只有400米,但从庙河到龙岭得走约4公里的盘山小路,这就是说如果搬到庙河,每天早上7点出工,到地里已经8点,干不了几下又要下山,大部分时间全耗在山路上了,而且搬迁之后,龙岭村民吃喝仍在上面,解决不了实质问题。” 万印功最后说:“最好是搬到山外去,越远越好,但我们一说这话,县上人就笑话我们,搬、搬,你们还想到北京去哩,可能吗?” 搬迁无果,人们更为龙岭村民的安危捏了一把汗。癌症本不可怕。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关注华县“癌症村”,为他们这个弱势群体投注多一点更多一点的关爱,拯救龙岭村。 (《北京青年周刊》2000年第31期张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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