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方面可以表达这个时期中国的敏感性和不稳定性。这块巨石非常悬乎非常脆弱地搁在山崖上，只要碰一碰，或者说，风吹大一点，它就可能开始滚动，它受不了来自任何方向的扰动，因为它的下面没有支点。

　　另一方面，这个比喻可以表达当前中国的危险性。没有人知道是来自哪个方向的力量最后推动了它，也不知道它是否会滚向万丈悬崖，摔得粉身碎骨；或者滚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把过去滚过的路再滚一遍，这路上有文革那样的地雷，毛泽东那样的恶魔，有大饥荒的饿殍和知识分子的坟墓。

　　当然，这个比喻还可以展示中国的希望——这块巨石也可能滚向世界文明的主流。

　　中国面临如下几种可能性：

一、原地不动：“战争状态”

Ａ、腐朽、残酷与堕落

　　要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并不困难，抛开那些意识形态废话，我们都会同意，当前的中国是权力社会和金钱社会杂交出来的怪胎。这个怪胎是“老夫少妻”结合的产物，“老夫”是权力，“少妻”是金钱。所以，中国既是晚期的权力社会，又是早期的金钱社会。

　　晚期的权力社会是腐朽的，早期的金钱社会是残酷的。因此，今天的中国社会既腐朽又残酷，但二者的血腥味是一样的，疯狂的程度也不相上下。晚期的权力社会就是末代王朝，但的末代王朝的腐朽更有甚于以往的任何末代王朝。以前的王朝把天下当着它的家产，还有爱惜之意，以人民为子女；王朝把天下当作整个“盗窃集团”的公共赃物，可能时永久瓜分，不可能时加速瓜分，妨碍他们瓜分的人民都是死敌。

　　早期金钱社会就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早期资本的每个毛孔里都滴着劳动者的血汗”，这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并没有说错。不仅如此，早期资本的“第一桶黄金”，很可能是出卖母亲获得的。而中国社会的金钱化的残酷和堕落，又是西方国家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比不了的。西方社会是宗教社会，大多数信徒没有生活在地面上，而是飘浮在空中，金钱关系的发展使之世俗化，使之堕落，这种堕落在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和狄根斯的笔下得到部分体现。但他们也只是从天上堕落到地面。而中国人本来就不怎么真信宗教，经过的扫荡，更是什么都不信，所以他们本来就在地上。从这个基础上堕落，自然是地狱里见了。可惜现在中国的文学家只会嚷嚷，比如梁晓声，只会把辫子留得长长的；又比如“后现代”者，不怎么会写小说，如果会写，可能会写出比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还要精彩的作品。

　　恰好，中国又是从公有制社会开始金钱化的，有权人控制着主要社会资源，所以“金钱少女”哭着喊着要嫁给“权力老夫”，以便获得社会资源和优先权；权力老夫也正好要抱抱金钱少女，以便把无形的权力兑换成有形的金钱。所以，现在中国的大资本家，如果有的话，基本上是权力资本家；大官僚，自然是或将要是资本化官僚。权力资本家不一定要自由，而是要专制，因为专制权力已经成为他投资的产业，这产业将为他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资本化官僚不一定爱专制，反而可能爱自由，至少他们的子女是这样，纷纷跑到美国来买房置地，读书抱娃。

　　最可怜的是既没有权力也没有金钱的老百姓。早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上实现了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人们至少有结社自由，弱势群体通过结社争取自己的权利。所谓“无产阶级”，是自由得一无所有，今天中国的下岗工人是“不自由得一无所有”。社会对他们的剥夺是多重的，既剥夺财产，也剥夺自由。他们是“三无牌人群”：无产阶级、无权阶级兼无业阶级。

　　不要小看他们，他们是火药，就看谁去点燃他们了。呆着原地不动，就是呆在火药桶里；也是呆在堕落与腐朽的粪坑里，长期看，能存活下来的只有蛆虫。

Ｂ、“一瓶散沙”：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如果从社会结构上看今天的中国社会，可以用卢跃刚先生告诉我的一个比喻：“一瓶散沙”。王力雄先生拥有这个比喻的首创权。

　　中国过去被称为一盘散沙，经过毛泽东政权的改造，中国变成了一个“钢筋混凝土”社会：中国是“钢筋”，因为他们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人民是“沙子”，被极权制度的“水泥”浇铸成毛泽东所需要的各种形状的钢筋混凝土预制件。改革开放以后，员的钢筋在一根根折断，极权制度也在瓦解，人民重新慢慢还原成原来的沙子状态，所不同的是，不是装在盘子里，而是装在一党专制制度的瓶子里，这个瓶子一旦被打破，社会就散掉了。

　　这种沙子状态，就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描述过的每一个人都以他人为敌的“自然状态”，他把这种状态称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也称为无政府状态。中国是有政府的，不过，这个政府只是形式上的，实际上等于没有政府。因为政府官员日甚一日地放弃裁判功能，而参与对经济利益的争夺。他们既在场上踢球，又有权鸣哨判别人犯规。这样的政府在某些情况下比没有还要糟糕，因为它不公正，还堵住了所有的公正之路。

　　在这样的战争状态下，人们的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冲突状态，而难以协调。只有在有一个公正政府的条件下，在利益相近的人们组成共同利益集团的情况下，社会利益冲突才有可能通过协商来解决。因为利益集团大大降低协商费用，公正政府大大提高违规者的成本。

　　如果维持现状，就是维持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社会越来越趋于崩溃瓦解。

Ｃ、自由—权威曲线下沉与混合政治危机

　　如果要现在的当局对目前中国的社会状况承担全部责任，那是不公正的。新旧两份政治遗产决定了今天中国的现状。

　　旧遗产是从秦始皇开始的中央集权制度，这种中央集权制的社会开始现代化，很容易发生“自由—权威曲线”下沉，也就是权威资源大量流失，而自由却增加不快，造成自由和权威都缺乏。这样的社会，往往是混乱、衰退和腐败并存，因为权威不足混乱，因为自由不足衰退，因为有权人的自由增加而约束减少而腐败。我称此现象为政治上的“停滞膨胀”，社会停滞，腐败的权力膨胀。现在中国的新左派看到了腐败和权威不足的一面，认为是自由过多造成的；自由主义者看到了自由不足的一面，认为是权威过大造成的。

　　新遗产是毛泽东留下来的，那就是僭主全权政体。在神权本位的皇朝条件下改革，比如日本和英国，在天皇和英王的权威下改革，权威再丧失，国家的统一性和象征总是存在。毛泽东的政权本来就是纸币政权，没有权威本位，只有韦伯所说的“奇里斯玛”权威，也就是人格魅力权威。这个权威随着他老人被制成标本而丧失了。现领导作出种种努力，想重建“奇里斯玛”权威，效果可想而知。我认为这是舍本逐末，不如和人民重新订立契约。

　　由于新旧两种不良政治遗产，使中国政治危机重重。第一个危机最大，我称之为“权威本位危机”，也可以称为“合法性危机”，这是指现在的统治仍然是僭主政治，没有权威本位，过去还有共产主义的名义，这个名义可以假冒神权、民权和父权，现在连这个假冒的名义都没有了。

　　第二个危机是”权力配置危机”，也可以称为”政体危机”。这个危机是指政治权利在纵向和横向方面配置不当，在纵向上，过于中央集权；在横向上，过于政党集权。这使得社会没有自由发展的空间，而且权利容易腐化变质，一旦变质，全社会都跟着腐烂。

　　第三个危机是“统治能力危机”，也可以称为“政权危机”。这主要是由僭主政体必然产生的“第二把手更换率”和反淘汰机制带来的。最高领导人如果不通过政变上台，就会荼蘼化，一代不如一代；第二把手以下的领导人也必须逐级无能化，即使有才能也不能表现。能力不足，当然既看不见也解决不了重大社会问题。

　　如果维持现状，就等于说维持危机，等待危机转变为灾难。

二、向左滚：社会革命与国家分裂

　　假如离开现状，这块巨石会向哪里滚呢？如果向左滚，那就是一场社会革命。虽然经过六四惨案，许多中国知识份子呼吁告别革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刘再复、李泽厚和郭罗基诸先生。但是，革命不是你想告别就告别的了的，关键是要看当局愿不愿告别顽固。

　　一个社会是否会爆发革命，主要看该社会的边缘份子状况。边缘份子越多、越固定、越不能向社会中心流动，发生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余英时先生对毛泽东的人格心理、活动时代的社会基础与天下治乱的关系有出色研究，他指出：“一九二七年以后毛泽东‘革命’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农村的边缘人，而不是普通的工人和农人。”但整个中国的革命力量除了农村边缘人集团外，还有另外一个集团，余英时先生称之为“城市边缘人集团”，主要包括边缘的知识分子和工人。毛泽东从一九三六年开始收复城市边缘人集团（余英时：《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第５２－５４页）。

　　其实，不只是，任何一场社会内部革命的领导人和参与者都是那个社会的边缘人。上层边缘人思想容易激进，下层边缘人行动往往过激，这是被社会排斥所引起的自然反应。中国现在最大的边缘人群之一是离退休职工，让大陆官方伤透脑筋的信徒，就是这个边缘人群的组织。这个组织号称数千万人，虽然没有那么多，数百万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本来就边缘了，这一次被猛打猛压，就更边缘化了，他们未来将作怎样的偏激反应，还不得而知。

　　另一路边缘大军是在城市居留的农民工，在历史上他们被称为流民，名声不太好。他们是历代起义军和造反者的主要征募对象，现在也是城市罪犯的主要后备军。他们的心态最不平衡，乡村回不去了，城市又融不进，好生活看得见，似乎摸不着，又没有什么约束他们，没有宗教，也没有组织。他们是一群没有缰绳控制的野马，一旦奔腾起来，其势不可挡。

　　边缘大军的新生力量自然是人到中年、从倒闭国有或集体企业里下岗的职工，其总数据说已达八千多万。不受保护、被优惠政策遗弃的私营经济发展缓慢，延缓了他们的再就业过程。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负担最重，被剥夺感最强。他们以前被捧为虚幻的主人翁，至少是工人老大哥，是领导阶级，现在是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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