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想飄萍當年，不以任何特殊的權勢集團為後盾，僅憑一支筆，以極為有限的資金，個人獨資創辦《京報》。時在1918年10月5日，正值“五四”新思潮澎湃之際，“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之前”是他的辦報宗旨，“鐵肩辣手”是他的座右銘，他為新聞報國的理想流盡了最後一滴血。《新京報》表示“要向本國史上難能可貴的報業傳統致敬”，這個傳統究竟是甚麼？首先就是民間辦報，不依附於任何利益集團，不聽命於軍閥、官僚或者外國勢力，沒有任何特殊背景，從《京報》到《大公報》《新民報》等都是如此，也就是要有經濟上、政治上的獨立性，才能堅持公正報導、獨立發言。其次是文人論政，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完全從良心、道義立場出發，不受制於其他外在力量，絕不以辦報作為進身之階，仕途的敲門磚，始終與權勢者保持距離，做社會良知。從邵飄萍、林白水到史量才，他們以自己的生命書寫了報業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頁。

無論那時的軍閥多麼貪婪、社會多麼昏暗，畢竟還是一個自由“多”與“少”的時代，邵飄萍生前可以藐視軍閥當道，以監督政府的民眾喉舌自任，在他自辦的《京報》筆掃千軍。張季鸞、胡政之他們敢於把“四不”（“不黨”、“不賣”、“不私”、“不盲”）作為《大公報》的辦報方針。

《新京報》生不逢時，遭遇了一個自由“有”還是“無”、連打擦邊球也風險莫測的時代，君不見《21世紀環球報導》前車之鑒，要想存在下去，除了向現實低頭，幾乎很難有其他的出路。《新京報》本身就是兩家黨報集團合辦的（“不黨”、“不賣”根本就沒有可能），頭上懸著中宣部的利劍，條條禁令之下，要想有所發展也無非通過版面的花色翻新招徠讀者、取悅讀者，做些無關痛癢的新聞，說些不著邊際的風涼話，來點吃喝玩樂、風花雪月，“不私”、“不盲”更無從談起。

當然，這才是正常的。假如真的像《新京報》所標榜的，以“負責報導一切”作為報導理念，這張報紙恐怕辦不了幾天就只好夭折了。“負責報導一切”，好大的口氣，你能報導高層權力運作的內幕嗎？你能發出對“神五”上天的不同聲音嗎？你能對好大喜功的三峽工程說不嗎？你能如實報導讓億萬百姓深惡痛絕的不公平拆遷嗎？……在新聞自由沒有到達中國之前，這只能是一句空話。任何承諾都需要擔當，明知兌現不了仍要宣揚，不是虛偽，就是欺騙。甚麼是擔當？還是看看邵飄萍吧，即使生命危在旦夕，他在《京報》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飄萍啟事》，依然是嬉笑怒罵、從容不迫。今天已沒有那樣的環境，這可真是一個“慾流血而不得”的時代啊。

“對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看護，對理性的呼喚，對本真的逼近，對美好的追求，對公義的捍衛，對醜惡的鞭撻……這是超越國別和不同社會制度的媒體的普世價值和終極價值。”《新京報》的理想何其動人，就算把這些話當做邵飄萍辦《京報》的宗旨，恐怕也不會有爭議。然而它忘了在“國家和人民利益”之上還有一個高於一切的黨的利益，即便甚麼是理性，甚麼是本真，甚麼是美好，甚麼是醜惡，甚麼是公義，所有這些都是由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黨來確定的，作為兩家黨報集團的子報，《新京報》不可能有自己的獨立判斷，不可能在早已劃定的圓圈外動腦筋。“超越國別和不同社會制度的媒體的普世價值和終極價值”注定了此路不通，甚麼樣的“普世價值和終極價值”都抵擋不了普天之下莫敢不從的宣傳紀律。邵飄萍以一死成全了《京報》的報格，時至今日，放眼神州，早已沒有民間報紙的容身之處，《新京報》和《京報》只不過是兩個表面相同的詞彙，骨子裡不會有、也不可能有“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之前”的精神追求，嗚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