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在美国，只有老婆和客人才让坐在前面，你是老吴的同学，老吴当年在报社是我最铁的朋友，他的哥们儿就是我的哥们儿。你刚回国，别听他们瞎嚷嚷，我买车怎么了？又没偷又没抢，这是本事！这年头儿，雷锋没钱都没人理，整天拿着大哥大，挎着BB机，在饭店招客的小姐，是北京人最□慕的职业，床上一倒，美钞不少。

我们呢，高级记者每月才一千零八十块钱的工资，加上工龄工资、副食补贴、交通费、书报费、洗理费等各种附加工资，月收入不到一千五百元人民币，还不够王府饭店的一盘菜钱，你让我们这些号称“无冕皇帝”的怎么活？ 我承认，过去在大陆当记者是个很好的职业，全国就那么几家报纸，记者享有很多特权，如坐飞机火车不用排队买票，走到哪大都吃香喝辣的，特别是党报的记者，到地方上好象一个小神仙，被人贡着捧着，临走还可以拿些走。

但这几年全变了，记者证满天飞，大报小报成千上万。为了挣钱，当记者的什么都干，而且名声也越来越坏。近几年民间把社会上的人分为十种人，一个顺口溜说：“第五种人是记者，坑蒙拐骗全都干。”这不但说明记者的社会地位下降，也说明了记者本身素质的降低。

俗话说，饥寒起盗心。大陆现在的记者，实行业务职称工资制，高级记者月工资一千零八，主任记者月工资九百四，记者月工资八百一十三，助理记者才六百十八块钱，比机关干部和中小学教师还低。我的一个朋友，九零年从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老婆分到机关，两人加起来才一千三百多块钱一个月，除了交小孩托儿费五百多块，交房租水电煤气费，紧紧巴巴地省吃俭用，所剩无几。工作七年，连个彩电都买不起，老婆正在闹离婚，说还不如嫁个西单摆夜摊的。

杨钧，你认识，号称《经济日报》总编助理，他的职称是主任记者，每月收入最多一千八百多块，他妻子原在一家民办的研究单位混，“六四”后那单位被查封了，失业中又得了黄胆性肝炎，家里存的万把块钱都贴进去还不算，又借了几千块钱，本来挺机灵的小伙子，如今快成小老头了。他昨天还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找家想出名的乡镇企业，五百字一万块，他保证登在头版上。

当然，这都属于笨主儿。靠记者这块牌子发了财的人也大有人在，大体上分为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两种。灰色收入是指记者在给本报、本刊、本台完成写稿任务之后，替别的报纸杂志写东西所挣的稿费。如新华社记者写通讯稿是没有稿费的，但如果写给由该社派生的《半月谈》、《环球》、《经济参考》，就会有每千字50-100块钱的稿费，如果投给外地的杂志和小报，稿费会更高一些。也有的是靠出书写报告文学挣钱的，但总的都很累，属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的产物。这帮记者最多能有现在大陆中等水平的收入：家里有进口冰箱、彩电，银行里存个万八千的。

大部分发了财的记者，都是靠黑色收入起家的。这类人中有些是专门从事广告业务和制作专题节目的记者，因为广告是现在大陆各家新闻单位的重要经济来源，除了少数象《北京晚报》、中央电视台等的广告业务是卖方市场，坐等客户上门，客户还得排队、走后门求着早上广告，其它绝大部分新闻单位基本上是买方市场，需要动员广告业务人员和记者四方奔走拉广告。而且有许多报刊还采用承包广告费的办法，刺激记者拉广告的激极性。广告提成低15%，最高的达70%，也就是说，每拉一千元的广告，记者自己可得150-700元不等，所以不管假药还是冒牌货，只要付钱，照样给登广告。到后来干脆搞专版介绍，由记者写吹捧产品或人物的文章，对方按广告费付钱，各得所需。我这车就是这样得来的，《社会市场导刊》聘我做顾问，提出拉来的广告费四六分成，我拿小头儿，他们吃大头儿。

以我在新闻界混了这么多年的关系，和手中的发稿权，认识的企事业单位，哪个不买面子？去年一年，我以《社会市场导刊》的名义，为二十几家大中型企业开了新闻发布会，为几十家乡镇企业写过专题报告，给该刊带来了好几百万元的广告收入，他们给我买辆车，还算是便宜了他们。所以，我大大方方地开着它上下班，时不时还得用它去采访，我没管报社要油钱，他们得表扬我才是。我这摇笔杆子的比起那些扛摄像机的电视台记者差远了，他们现在是最发的记者贵族群。随便在新闻联播中插个一两分钟，要价都得上万。一个专题片，找个七、八个赞助单位，给公司经理几秒中的镜头，最少也有几十万赚头。

我家楼下的一个北京电视台的小记者，刚工作时骑一辆扔了都没人捡的破自行车，见到我总是老师长老师短的。这几年当上了一个专门介绍市场消费服务专题节目的负责人，嘿，这下可神气了，一身的皮尔卡丹，开一辆据说是两千块买来的去年才出厂的“二手”切诺基吉普车，抽烟都抽罐装的美国骆驼牌，嫌三五牌的太淡，而且假的多。见到我居然和我称兄道弟起来，我心想我当记者时，你丫的还在乡下啃甘蔗呢。

特黑的有没有？太多了。《光明日报》的老许，有一天到虎坊桥商场逛街，发现济南的一家洗衣机专售柜台坐着几个小姑娘，走过去掏出记者证，说接到许多读者的来信，反映他她们厂的洗衣机有许多问题，准备报道，要她们告诉她们的厂长。说完丢张名片，扬长而去。

小姑娘一看是《光明日报》的，立刻打电话通知了厂长，该厂长吓得连夜驱车赶到北京，带了许多土特产找到老许，央求笔下留情，因为厂子承包了，完不成承包销售额，该厂长损失很惨。姜不愧老的辣，老许不紧不慢地拿出他老婆和女儿连夜赶出来的二百多封“群众来信”，说正准备每天登一封，直到把产品打出市场为止。几句话让该厂长恨不得磕头求饶，老许见火候已到，提出不发这些“群众来信”的代价是，必须摆平这些来信的读者，平均每人一千块，需二十万元钱。另外他还可以反过来写一篇该厂长治厂有方的新闻，只要一万五。那厂长左思右想，只好按价付款，自认倒霉。当然，比老许黑的人大有人在。

中央电视台那几个主持人，光从“正大方圆”节目中，捞进自己口袋里的，每人至少六位数以上，不但有车有别墅，有的还开了自己的公司，专门吃客户和电视台的中间回扣。而且这种活上下联着很多人，犯了事都有人扛着。前几天，北京电视台的一个专跑体育新闻的记者，因涉嫌敲诈、贪污受贿20万元人民币，被拘留审查，但调查搜集证据时，公安局的人根本进行不下去，连被敲诈钱的人都替其遮掩，甚至有人愿出面替他当人头顶着，最后连北京副市长都出面为他说情，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这几年，大陆由被采访单位出经费的有偿新闻越来越多，新闻的客观性本来就少，这样一来就更没有了。新闻舆论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其公正的主要因素是依靠记者的个人素质和道德修养。但如今的大陆，一切向钱看，记者在自身的生活没有基本保障的情形下，不可能不沦为金钱的奴隶，堕落是不可避免的。

象《工人日报》、《经济日报》每年印报亏损高达数百万，《人民日报》更多，以这样的环境，报社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采访经费，现时平均每名记者差旅费不到五百元，还不算因政治原因被删除的新闻，你叫他怎么公正全面？你看看人家国外的记者，年薪好几万不说，起码不会为家里有没有冰箱、彩电操心费力，不会为女儿上哪个托儿所、学校到处求爷爷告奶奶。

我在大学的同班同学，在香港一家二流水平的报社当记者，工资都有五万多港币，到北京每次请我吃饭，我都有要饭的感觉。你看同是中国人，为什么我们就必须绞尽恼汁地，为钱而丢掉做记者的基本职业道德？用新闻的良心去换钱，让神圣的报纸上沾满铜臭？我们成了什么了？跟那些天天在宾馆饭店找人打炮换钱的小姐有什么不同？记者？我看简直就是“妓者”！

转自[木子网论坛](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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