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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讯】读书人爱自夸：“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自从有了互联网，这似乎就不再是自夸。但最近到外地讲学，我突然感到，现实是如此丰富、深奥与严峻，远远不是普通媒体或互联网所能把握的。欲知天下事，还须万里行。 大概因为我关心弱势群体吧，一纸诉状展转到我手中，希望我能带回北京递交有关部门。据说，当地有规定，凡寄往中纪委等部门的信件一律扣压。其实，“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我区区一介书生能做什么？ 但我还是认认真真地看了这份诉状，算是明白了什么叫“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这是在中原大地Q 县X 镇D 村发生的故事，几乎每一件似乎有益公利的事都成了谋私利的通道。例如照顾“五保户”，每人每年就加收3 4 斤粮，而84年承包亩均定额仅为37斤；修硬化渠，37万元工程款仅修了800 米渠，而沙石、土方还是由村民自备；领结婚证，按国家规定只能收取工本费9 元（精装）或2 元（简装），但D 村开“结婚证明信”就收取20—30元，X 镇则收取《结婚证》费用225 元，用车费100 元（不管是否用车）。生育，按省政府规定，第一胎、第二胎《准生证》不收费，而X 镇却收取第一胎证700 —1300元不等，第二胎收取2500—4000元不等。盖房，要收取《准建证》费100 多元；上路，农民拿钱修的路，自己的农用车上路却要收费，少则几十，多则上百。此外如建校集资，人工降雨，道路集资等，不断有新的收费名目出台。 这还是有名目的，没有名目的也照收不误。例如1994年秋在完成国家定购任务后，该县又每人加收花生44斤。同年水费从国家规定的4 .5元/ 亩狂涨到50元/ 亩，次年更涨至100 元/ 亩。1995年X 镇要购买小汽车，全镇农民无偿上缴油菜籽每人24斤，棉花款每人100 元。 更有甚者，D 村村委将国家下拨的救灾物资折款入账，如三部喷灌机入购买账4000多元，救灾柴油高价卖掉。并将村里的公共财产如7 5 匹链轨车、40车、50车、六盘耙、播种机、弹花机、压花机、打米机、磨面机等全部卖掉，供其吃喝挥霍。村干部甚至用公款买衣服，用公款缴党费。 显然，农民们难以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D 村群众选出6 位代表到地委上访，回来后便被村委每人罚款50元。他们再次选出20位代表上访，一个多月后，不但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来了1 00多名干警，带着手枪和警棍来抓上访代表。D 村再次派700 多名村民上访，其中20名代表到省委上访。这次上访产生了一些结果，县委同意D 村进行民主选举。上访骨干L1、L2因为人诚实、正直、敢于主持正义而被选为村委主任，副主任。L1上任后，以中央文件为依据，坚决抵制三乱。镇委书记如此相劝：“你们听我的话把《延包书》的2 1 元/ 户钱收上来，你们提3 元/ 户；把修乌石嘴大坝（该坝与D 村无关）的6 元/ 人钱收上来，你们提2元/ 人。我保证给你们每人补助5000元，每人给你们配一辆摩托车，你们下饭店还可以报1 0 个盘、8 个盘喝酒。你们要是不听我的，早晚把你们抓起来，打你个皮开肉绽，再判你三年。”但新村委抵制诱惑，不为所动。软的不成来硬的，先是纵容D 村原村委主任殴打L1，继之则由县委统一部署，调集了500 多名干警，97辆车，于凌晨5 时包围了D 村，将新村委委员逐一从被窝里抓走，并逐户抄家，抢走并砸毁财物无数。被抓者则在公安局受到严刑拷打，并不准接受记者采访，不准律师取证。 D 村村民再次组织起来上访，省政法委书记下令放人。但是检查院在以“取保候审”方式释放L1时，警告说：“回家不要再上访，再上访还抓你！天塌砸大家，会光砸着你L 1 、L2吗？”次年1 月，Q 县人民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判L1有期徒刑6 个月20天。D 村原村委官复原职，各项收费照旧。 在弱者的血泪申诉中，我感到不寒而栗。我相信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因为弱者在与强者抗争的过程中，唯一的力量就在于讲理。行政权的正当性来自于法律，而黑社会则奉行赤裸裸的强权法则和利益法则，它收取所谓保护费靠的是武力威胁，内部分赃凭的是好勇斗狠的程度。如果某基层政权完全无视法律和法规，按权力大小谋取私利，那么该基层政权就在实质上蜕变为黑社会组织，而其危害则比普通黑社会更大。普通黑社会受到合法政权的打击和制衡，最多只能与合法政权共享对公众的控制权，不能一手遮天。而合法政权运作原则一旦黑社会化，就象那位镇委书记所表白的那样，民众就无可逃遁，只能听凭宰割。现在的危险恐怕也就在这里。由于全社会认同“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逻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权力吃权力，致使一部分政府官员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和法律意识，其语言和心态与黑社会老大十分接近，从而使部分基层政权出现黑社会化趋势。我想，这正是农民负担在一片减负声中加重的根本原因吧。 D 村村民是懂法、守法的好公民，他们在面临县、乡、村三级政权黑社会化的情况时，既没有对村长、镇委书记或县长实施暴力攻击，更没有将冤屈转嫁到社会，搞自杀性爆炸或其他反社会行动。他们仍然寄希望于法律，仍然相信党和政府。如果法律不能给守法者以尊重，不能给违法者以打击，那么这些守法的善良公民们将被迫铤而走险，以暴易暴。如果中央政权无法遏制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那么改革与发展就将失去稳定的前提，而中国的民主与法制进程就可能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可能中断。 摘自网易《黑板报文艺周刊》(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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