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是几十年来的独生子女政策，下图是近两年的新政策，每对夫妻必须生三个孩子。中共是个疯子党。

【人民报消息】我出生在沂蒙山一个非常贫穷的小山村里。我有四个哥哥。那个时候我父亲不在家，正好是文革时期，母亲还要不断地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可以说我的生长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孩子都是放在家里没人看管的状态。那个时候很多孩子都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

五个多月的时候，有一次我发高烧，但是我妈妈还不得不去干活，连借两块钱带我去看病的时间都没有。结果我发烧两天以后，眼睛就出现了问题。我妈妈听到我哭得不行，再抱起来看的时候才发现，哦，眼睛已经被烧坏了。那个时候大家都在闹革命嘛，也导致了很多悲剧的发生。我想我也是其中一个，虽然不是最惨的。

我能独立的，从善恶、是非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最早是我父亲给我读一些古代侠义小说、这些正义的故事对我的影响。在我成长过程中，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信息渠道就是听广播。小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我经常听，后来也通过短波听国际社会不同的对事务的解读，就有了和我接受的中共教育和中共宣传完全不同的判断标准。

我小的时候喜欢把问题探得水落石出，这是我的性格使然。没走进学校接受共产党的毒害可能也是一方面的原因。我真的不知道我如果从5、6岁，6、7岁就接受它的教育，是不是也会迷信它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外因还是通过内因起作用，关键还是内心的思考非常重要。

我对中医很感兴趣，中医的传统，天人合一的理论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道理。我们的老师也都认可我是一个学中医的好材料，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社会的很多问题不是靠医能够解决的。

有一句话叫：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后来我发现在中国真正能接受到这样治疗的，不是官，就是吏，普通老百姓很少有条件。所以后来我没有去行医，可能有点那种鲁迅弃医从文的意思。当然我也没有从文，我从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从的维权（笑）。

那个时候我在学校里自学法律，也选修了法律。由于我帮着自己维权，又帮助其他残疾人维权，到后来很多农民受到侵害都来找我。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要求、期待是非常非常高的。而这方面没有人去做，就是一个空白。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更有价值。

其实共产党从8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和老百姓灌输，计划生育就是获得了圣旨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当中无论是做得再过，哪怕是人命关天也没有关系。在计划生育的问题上，你只有服从。如果你反抗，「上吊不夺绳，喝药不夺瓶」」，你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喝药，我们也不会夺过你的瓶子。

到了90年代，共产党把这个标语改了，说「上吊给绳，喝药给瓶」」。言外之意就是说，你如果想反抗这个东西，你上吊，党和政府给你绳；你喝药，那我们给你买。他们的标语就写得非常清楚：「打出来，流出来，绝对不能生出来」」、「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什么「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该扎不扎，拆房揭瓦」」等等这一系列灭绝人性的口号就都出来了。你如果人走了，他就用一个拖拉机，用一个油丝绳，把你的门砸开。拿个绳子拴在房梁上一坠，把你整个房子给拆了。这就是共产党。

2005年这种大规模的抓捕，说屠杀也不为过，杀了很多孩子。我当时在北京，那个时候我已经做了很多维权的案子。一天，我接到我们同村一个兄弟的电话。他说，他们现在又跟80年代、90年代一样，组成小分队，十几个人到几十个人不等，不分昼夜到村里去抓这些怀孕的妇女。抓不到这两口子，就开始抓他的邻居啊、弟姐妹啊、父母啊，甚至邻村的岳父岳母都抓。抓到计生办，放到一个屋子里给关起来。我一听就说，这肯定是违法的。我觉得非常愤怒。后来我从北京回来，我们就开始展开一个调查，准备案卷，对这些地方官员提起诉讼。

最惨绝人寰的那就是杀孩子啊。他们们用一个词叫「捂」」。这个词实际上是老百姓用来说捉鸟或者捉动物的。这些小分队，他们白天去找人找不到，就晚上12点、1点到人家，一部份人拿着羊镐棒，翻墙翻进家里，不容分说，有时候那些妇女连衣服都不让穿，穿着内衣就给拖出家，两个人架着抬到车上，拉到计划生育服务站强制堕胎。

到那里首先就要你签一个《知情同意书》，名字很好听。签这个东西的意思就是，这次堕胎是你自己知道，也是同意的、愿意的，是自己作出的堕胎的决定。明明是逼着你，但是他还要你签这样一个东西，为了避免承担法律责任。你要不签，那接下来就是侮辱、诽谤：「别给脸不要脸。你要是不签，我们几个人按着你的胳膊、腿儿，也把这手术做了。」」 一般人都受不了这种侮辱，那就被迫、委屈地签了。

医生就在她的肚子上摸来摸去，找到这个孩子的头。把这个毒针隔着肚皮，扎破孩子的头皮，打到它身体里，把这个孩子杀死。最惨的是，有的孩子已经9个多月了，快出生了，就在里面就开始挣命，弄得这个孕妇疼痛难忍，翻来覆去。最后这个孩子就被弄死掉，催下来。他们有的时候还会把孩子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就扔在床头。不是马上就拿走，让你看不见。哎呀，不能讲，我每次讲这个故事就非常愤怒。

有的地方医院就直接打催生针，不是打毒针先杀死，而是直接把8、9个月大的孩子催生下来。有的孩子生命力比较强，他会自动把这个东西排出来，发出哭声。这个时候医生、护士就抓着这个孩子的脖子，把它一拧拧断，扔到缸里，就这么杀掉；有的就弄点酒精往它脸上一按，把这个孩子给呛死，当着他父母的面；还有的就直接装进塑料袋，把口扎紧，就让他这么死掉，闷死。非常灭绝人性。这样的做法对他们可能是司空见惯，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太经常了，每天可能都几百次地发生。

在中共国内的状态下，专制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人在他们眼里已经不再是人，就是一个工具，就是像农民养的猪、马、牛、羊、兔子一样。他想让你多生他就让你多生，他不想让你多生他就堵住你的产道。对于被逼着上访也好，被逼着结扎也好，被逼着强行通过暴力把孩子从你的子宫里掏出来、杀掉，老百姓不明白吗？明白。但是面对赤裸裸的暴力、暴徒，而且这个暴徒掌握了政权，手里有枪。你说怎么办呢？

当这些小分队随便把一个妇女从家里抓起来，从家里拖走，人家报警的时候，公安的回答是：政府行为，我们没法管。当这群暴徒到你家里抓人、打人的时候，你去起诉他，共产党说我不知道。可是当你反抗的时候，代表共产党的暴力公安系统就马上跳出来成了共产党的党卫军、打手。

我去调查的一个叫桃花顶的村子（现在叫桃花源）的村民就跟我说，我们整个村子，除了这些八、九十岁的老太太敢在村里住，剩下的稍微年轻一点的都不敢在这住，都沾亲带故啊。一个人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出了问题，离你家方圆50米的邻居全部都被抓走，关起来，殴打、酷刑。所以他们晚上就不得不拿一个塑料布跑到村子外面的田地里面睡觉。那些老百姓就跟我说，国民党也好，日本鬼子也好，当年没有干过的事，共产党都干了。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不到半年的时间，整个临沂就有13万多人被强制堕胎，或者结扎，有60多万的家属、亲友被株连，抓到计生办公室进行殴打、酷刑。6米见方的房间有时候关了100多个人，站都没地方站。他们在中间放一个桌子。桌子两边一边放一个尿罐，男的女的混关在一起，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月。你要是不快点把你的亲戚找出来让她去堕胎，那你就每天都要在这里「学习」，还要逼迫他们交什么「学习费」。每天就是挨打，什么学习啊。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链。共产党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一方面这是共产党想要做的一个政策，一方面这成了当地官员敛财、创收的一个好门路。很多计划生育的受害者，以及他们的父亲兄弟、亲戚都被抓到计生委关起来了。一天下来吃喝都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啊。共产党逼着他们交「学习费」」，一天200块钱，还强迫他们买高价的食物。

另一方面，家人被抓起来，一家人都很着急啊，就会去求哥哥拜姐姐，找门路送礼，拿钱把人放出来。好不容易今天买通关系放出来，明天又被抓走了。因为这个小分队就是干这个的。抓回人去就有赏，就有钱，所以他就疯狂地抓人、抢钱。

还有一部份就是罚款。计生部门罚款也是一个很大的收入来源。这里面有很大的弹性。只要给你点麻烦，你就送钱，送钱就可以消除麻烦。这样就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收入。这个腐败也是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40年的邪恶杀人政策给中共国带来了太多的灾难。共产党可能现在也意识到这种灾难，不管是中国道德的沦丧，对生命不再尊重，还是现在的老龄化等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逐步暴露出来。实际上中共执政73年，政策都是错误的。

据说有些地方现在逼着老百姓，你在登记结婚的时候就要交押金，要承诺结婚之后要生二胎。生了二胎，这个钱才能拿回去。你要是不生，这个钱就没了。这个就很像是当年结婚的时候你要交押金，保证你不超生二胎。你要是超生了，这钱就没了。短短的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共产党的政策完全就是两个极端──以前是「一人超生，全村结扎」」。接下来有可能是「一人不生，全村怀孕」」吗？它可以随意不断地去犯错，左右犯错，但是承担代价的永远是中国的老百姓。共产党吃人口红利，这些年已经吃到头了，接下来各种各样的后患都会出来。怎么办？我觉得不管是当年逼着你堕胎，把孩子杀掉也好，还是今天逼着你生也好，其实共产党只是把人民当成一个工具，当成一个收割的韭菜。只要这种共产专制垄断一切权力，凌驾于国家、人民、宪法和法律之上的这种专制状态不被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就永远没有安生的那一天。△

原题为《党的手把每个育龄妇女的产道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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