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宗法”还是“道统”来看，“明代的帝系都堪称中国历史上的搅屎棍”。明代帝位争夺，宫廷政变周而复始，在旷日持久的混乱中，明代文人献出了包括方孝孺，铁铉，陈笛，史景清，于谦，王相等人在内的上千颗脑袋。另一方面，朱家父子却把大明帝国当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妓院，“他们在这座妓院里不仅当上了首席嫖客，他们甚至兼起了吧台掌柜、流行歌手、戏子、蛐蛐赌徒、虐待狂、木匠修理工、春药的义务试验员，游龙戏凤，游凤戏蛇”，可以荒废到三十八年不上朝。

不仅如此，晚明文人要面对的除了荒唐腐朽透顶的“天子”专制外，还要面对各种“奴才的专制”－－－斋醮票友（如严嵩）的专制，锦衣卫的专制，阉人“二姨妈”（如魏忠贤）的专制。晚明文人的病，不仅来自于因“宗法”混乱所带来的极度恐惧，更来自因“道统”的大崩而形成的彻底绝望。二者构成了晚明文人身上浓郁的，挥之不去的“世纪末”情态，也就是狂放的玩世不恭。于是他们玩的就是心跳，玩的就是“酷”，在晚明这条小路上来了一次大撒把，成了中国史上的少有的新新人类。对他们来说，人，不过是一种工具，甚至只是一种玩具而已。所以才有象阮大铖这样的奇人，什么都乱来一通，当真成了混世魔王，然后来一句：“古人不云乎？日暮途穷，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表明了他的心迹。

但是这些封建文人其实根子里并不反对专制制度，他们最大的理想依然是“坐稳奴隶”，正如二月河写到的，那些宿儒大臣们挨皇帝的板子是“一家愿打，一家愿挨”，“逾打名声逾大”，双方配合默契。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说到底乃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不到万不得以，中国人是没有心理支撑来反对传统社会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本质就是一种对现世次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和诠释。

更进一步说，中国历史上几百年一次的皇帝更换，给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不但带来了社会次序，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精神归依场所──“宗法”和“道统”的重新建立。所以不干好事的阮大铖入清之后，劲头突然大起来，虽已年届花甲，仍然身先士卒，最后死于军旅之中。这也不难理解，清兵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踏进了大明的紫禁城，这根本不是一场战争，充其量是完成了一次权力交接仪式，从此，奄奄一息的专制换成了精力
充沛的专制，阮大铖们又找到了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

说到底，知识分子的堕落是一个社会彻底的绝望和最后的堕落。我们说文人无行，但文人背后的那台丑恶机器更无行。晚明文人的病，也绝不仅仅属于晚明时期的文人。 http://www.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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