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讯】香港开放杂志10月刊文章:“丰城农民大暴动的启示”

八月中旬江西丰城爆发两万农民抗税抗捐大暴动,当局出动两千武警镇压。九九年中国示威抗议事件己超过十万起。中国正处于动乱边缘。

八月中旬,江西省丰城市袁渡镇发生两万农民大暴动,这一事件,对以农民运动起家的中共而言,是一记讽刺的耳光,就其社会意义而言,它是当前中国社会极度尖锐矛盾可能引致爆发的信号。

袁渡镇大暴动的起因,是由于税收摊派过重而引起的。据当地农民表示,一亩农田平均收入才人民币四百元左右,税款和摊派每亩至少要交一百八十元,扣除肥料等成本,农民实际收入每亩才一百元左右,无法生活。

二万农民冲击镇乡政府遭镇压

今年七月间,一位农民从南昌买来一本叫做《农民之友》的书,里面辑录有中共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于是他便将这些文件复印广为派发。袁渡镇政府派出公安和干部加以阻止,认为复印派发是「非法出版」;与此同时,另有一些干部将不肯交税的农民房屋强行拆掉。这就激起当地农民普遍不满,于八月十七日聚集二千农民包围镇政府,将镇政府的门窗桌椅等砸烂,甚至冲进乡村干部的家抄东西。

暴动像野火般迅速蔓延到白土镇段塘乡、小塘乡,超过二万农民一起冲击当地镇乡政府和干部的家。

丰城市公安无法应付,由江西省公安厅成立专案办公室,调动省武警总队宜春、抚州两个支队共两千名武警,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镇压,将暴乱敉平。

丰城地近江西省会南昌,不算很偏僻,但整个江西省绝大部份是贫瘠地区,因此也是当年红军起家的地方,「解放」至今五十年,生活不见改善.最糟糕的是,越是贫瘠地区,中共的干部越似狼如虎,对农民的敲诈更甚。其中有一个恶性循环的道理:是贫瘠地区,干部榨取油水的空间窄,省市无法支援乡镇经费,那些无所事事的乡镇冗员干部都要维持自己这个架构,并奉承上级,只有巧立名目,滥加摊派,农民无法缴交的,便动不动前来砸锅拆屋,比旧社会的土豪劣绅还要凶狠。

湖北乡干部上书:痛陈农民苦情

不久之前,《南方周末》发表一篇字字血泪的上诉信,作者是一位有良心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信中痛陈湖北省监利县农民负担沉重,农田荒废、农民外逃’乡镇负债累累、村干冗员太多、农业政策根本无法推行的真实情况。

他在信中说:乡里本有四万人,有劳力的一万八千人,现在出外的竟有二万五千人。过去出外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富余劳力,现在男女老幼都出走,任由田地荒废。一些经常碰面的老人拉着他的手痛哭说:「要死也要死在城里,不再做农民了。」

这位乡党委书记明白,农民实在负担太重,活不下去。当地每亩田的税费负担约二百元人民币,另有人头税每人一百至四百元不等。一家五口种地八亩,全年负担就要二千五百到三千元,纵使亩产稻谷一千斤,也只能保本,还要负担防汛抗灾、水利、宅基费、自留地费、子女学费、超生费等等,实在不胜负荷。

加拿大过去歧视华人要华裔移民纳人头税,至今仍被谴责,要求偿还。想不到现在的中国农村居然也征人头税,真是闻所未闻,匪夷所思。据李昌平说,农民不论种田不种田都要缴人头税。任你是八十岁老翁或刚出生的婴儿,一律都要交几百元人头税。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农业税无著,便往人头税上加,有的村人头税每人超过五百元。

他说,九五年约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有盈余,现在恰恰相反,百分八十五的村亏空。以监利县棋盘乡为例。这个乡不搞任何建设,只交上面要求的税费、发干部工资、支债款利息、收支结算,一年□亏一千万人民币。

九零年的干部不过一百二十人,现在超过三百四十人,冗员增长势头无法控制。新上任的地方官吏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插一帮人吃「皇粮」。年年有新官,农民怎受得了?

他又说,中央所讲的扶农政策,落实不到地方。近年来已没有对农民提供贷款,即使有,月利率百分之十八以上,等于高利贷,农民负担不起。而国家收粮没照保护价收购,收了粮,还要农民出钱建仓库,国家不收粮,农民自己处置,便要罚款,甚至被没收。上级领导只爱听农民增收的消息,如果有人讲真情、说实话,反被认为「政治上有问题」。因此农村基层干部不报假数字,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的,简直难求。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只得被逼逃离农村,死也要死在城里。

惠州人民大批失业叫苦连天

上面所举的两个例子,都是贫瘠或比较贫瘠的中原农村。最近《星岛日报》记者赵桦报导广东惠州的情形,也令人心酸。

惠州就在东莞隔壁,原是珠江三角洲富庶之区,十年来经济每下愈况,虽还说不上民不聊生,但杂费节节增加,人民的负担,已到了叫苦连天的地步。

据当地人说,惠州市从八一年至九四年生活最好,此后便一落千丈,歌舞升平不再,市面萧条。原因是下岗的人多,很多人没工做,物价没涨但生活费负担却大幅度增加。例如街道清洁费,以前四十余元,现在增到一百零八元,原因是多建了步行街,那些费用都转嫁到家家户户身上。孩子上学读书也贵了。念小学的,除了每学期几百元学费外,若是外地户口的,加缴一百三十元。念中学的,每学期学费及书簿费一千一百元,外地户口籍加一百三十元,跨区的转学费要二千元。若是没有户口的,转学费高达六千元。此外,家长会要交钱,还要交电费、水费、茶水费、早点费、制服费,样样都讲钱。超生孩子要罚钱,目前超生一个要罚近两万元,从前只有几百几千元。现在生病生不起,医生和药费都相当昂贵。感冒去医院看病,每次医药费要七、八十元,若是重病或要动手术的,医药费更不可想像。所以穷人不会轻易到医院求诊。

开放改革四个时期的特点心

平时,海外华人去中国参观,大多是东南或北方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青岛、大连、广州、深圳等。这些大城市的确发展得很快,尤其是深圳和浦东,原是烂农地,现在无数高楼拔地而起,变成现代化都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进步的一面。但是许多内地的城市,发展不是很快,特别是那些稍为偏僻的城镇,仍处在贫瘠状态,更遑论黄土高原和东北西北沙漠化的地带了。

大体而论,开放改革二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个体经济活跃期,这是初从僵死计划经济解放出来的时期,农业、小手工业、小商业欣欣向荣,乡镇工业崛起,那时候,「万元户」是人们追求的目标。第二个时期是倒卖物资和地产业发达期,这时期官僚资本迅速抬头,高官和「太子党」凭批文倒卖和圈地大发横财,他们成了千万亿富翁。第三个时期是外贸金融发达期,「太子党」手拥国家财力步出国门向香港投资、上市,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从事巨额外贸,操纵国内金融,涉足香港、纽约股市,在这个时期,国家资金外流严重,官商勾结走私猖獗,官僚的腐化从群体勾结进入贯通整个制度架构,从县市省直达中央,连成一气。第四个时期是新科技发展期,电脑网络和流动电话成了新贵们垄断的新行业,这个时期刚刚正在开始。明年大陆和台湾进入世贸后,形势会有大变动,可能是第四个时期的发展,也可能会开启第五个时期。

从上述的发展过程可以窥见两个倾斜,其一是业界倾斜,也就是国企改革、吸引外资、外贸发展、金融结构调整、新科技企业开拓等受重视,农业发展却被忽略了。其二是利益倾斜,所有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利益,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少数官僚资本新贵手中,广大的工农大众和平民全被推向贫穷线或贫穷线以下。

揭竿而起的农民战争已无可能

最近被整肃的深圳学者何清涟,她在今年三月份《书屋》杂志上发表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很有见地。她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不是菱形的(即橄榄形,中间大,两头小),而是金字塔形的,也就是说,金字塔的顶尖的少数人是极富者,越到下层越穷,贫富向两个极端分化,形成不了庞大的中产阶层。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在大城市的平民,不少人财富有增加、生活质素有所改善,但几千万下岗工人则生活陷于倒悬,苦不堪言。偏僻城镇的平民,生活改善有限。农村里的农民,只有在改革初期因包产到户有过一段短短的黄金时期:那时候,一些邻近大城市的农村,因乡镇工业发达,让农民分沾到好处,但不久,苛捐杂税层出不穷,使得贫瘠的农村穷上加穷,稍富庶的农村也开始艰难起来。

没出路的农民,少壮者纷纷涌到大城市和经济开发区,一部份进入工厂,另一部份成为城市盲流。整个社会治安的恶化,就是由盲流中无法生活的人铤而走险造成。黑社会在大城市迅速发展,杀人越货,手段之辣,超越江湖道义,不再「盗亦有道」。而善良的沉沦在金字塔底层的平民,则转入宗教信仰和气功各道门,以致地下教会信徒遍及各地,各种气功流派都有全国性的庞大组织。这种情形近似中国历史上农民运动的背景,但社会的交通和资讯毕竟发达了,加上中共严密新闻封锁和强有力的军事控制,现在重复历史上农民揭竿起义的长期武装斗争局面,已不可能。但零星的农民暴动和城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请愿则是免不了的。

中共步步为营,扼杀一切反抗于萌芽状态

据知情者透露,全国发生的示威,九八年六万起,九九年有十万起,国内新闻对此很少报导。这次江西丰城农民大暴动的消息,也只是被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中心得知之后在海外报导出来。新闻封锁对中共很有利,它使暴动信息无法自动传播开来,避免产生全国各地连锁效应。否则,野火燎原,中政权便岌岌可危了。同样的道理,禁止民间的社团和中国民主党的建立也有利于中共,继前年秋中国民主党在各地成立被禁之后,一批异议人士纷纷成立民间监察社团,如「中国农民观察」、「中国腐败行为观察」、「中国人权观察」等等,也被禁止,主持人被逮捕。如果这些社团能存在的话,全国农民遭受现在这种不合理的摊派,早已被「中国农民观察」报导出来,必引起社会哗然。

再说,江泽民之所以硬指法轮功、中功为邪教加以镇压,原因就是怕民间以共同信念结合起来的庞大组织力量,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