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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条通过 香港媒体人叹：风险加大 红线模糊（图）
金欣
 | 图为2003年50万港人上街抗议“23条立法”时所持的标语。（大纪元） |
【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金欣综合报导）香港特区政府在3月8日向立法会提交法案后，立法会在3月19日一天之内完成“二读”和“三读”，全票赞成透过俗称“23条”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将于本月23日正式生效。23条赋予政府更多权力镇压异见人士，被认为是2019年抗议引发的全面政治镇压的最新一步。它对媒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杨健兴直言，面对虚无缥缈的红线，记者承受的实际风险及心理压力比之前大很多。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认为，如何分辨报导和煽动、鼓吹之间的区别，这么多年官方一直没有给明确的答案。
加大实际风险及心理压力
据联合报报导，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通过，媒体还有多少生存空间？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杨健兴直言，23条立法令记者承受的实际风险及心理压力较之前大很多，特别是对媒体影响最大的煽动意图罪。草案建议提高煽动意图罪的刑罚，由目前刑期最高2年增至最高7年，刑罚是相当重的，对记者形成很大的心理阴影。且草案列举的“煽动意图”范围广泛，包括激起对国家机构或香港政府的仇恨、矛盾等，“可能政治时事评论都触及煽动”。
而且红线在哪，永远没有答案，“记者根据事实作出批评，说了些政府不中听的说话，是否偶尔说就可以，但如果持续几个月都这样说，就变成有煽动意图？自己完全掌握不到”。
被问到会否为了减低风险而自我审查，杨健兴表示，近年香港社会已弥漫著一股自我审查风气，很多媒体都已不经意自我审查，在报导或评论过程中涉及敏感议题时会“小心些”。如有海外组织批评港府，媒体可能会等待政府有回应才一并报导，否则未必会报导该海外组织的立场，这确实会影响社会接受资讯。
他说，因应23条立法草案中有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的相关罪行，以及新增境外干预罪，“境外势力”甚至包括“国际组织”，媒体可能会减少报导中国新闻或外国组织的立场，或报导时会更小心。
杨健兴承认，对于23条立法自己也多了担忧，连朋友也会担心他，毕竟现在的香港不像主权移交后一段长时间，基于事实的新闻评论不需担心评论尺度，或触动到一些人的神经。
2022年3月底，杨健兴在Youtube设立“新闻点评”节目，每天继续评论时事。23条立法已通过，但他暂时没有想过停止该节目，始终相信新闻工作是有价值的。
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近40年的杨健兴说，面对“现在复杂而模糊的界线”，自己会更加小心，加上政府对舆论反应迅速及强烈，相信媒体要“调节、适应、摸索”，他自己不会因为议题敏感而避开。“空间少了，风险多了”，但也非完全不能做新闻，“始终相信社会应有新闻及评论，评论是基于事实，自己跟了新闻这么久，对事件较了解，将自己的观点说出来，让读者去判”。
 | 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杨健兴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分析23条对媒体的影响。（视频截图） |
23条对传媒产生多方面影响
中共在2020年实施港区国安法，已大量压制香港的反对声音。周二香港立法会在特别会议上通过的23条，是在四年前的国安法上，再新增的保护国家法例。它将对香港媒体产生什么影响？周二（19日），杨健兴变身成为油管 “绿豆 Green Bean Media”频道的客席主持人，邀请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进行分析。
李立峰认为，23条对媒体的直接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直接的就是令自我审查更加严重，还有社会各界对很多议题的评论也减少。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煽动罪”。
李立峰指出，“煽动罪”存在灰色地带，它触及的面比较广泛，比如批评一个组织、批评政府可能引起了所谓的憎恨，这也在煽动罪的范围之内。这将令传媒的自我审查更加严重。连社会各界在很多问题上的表达也变少了，小心多了。传媒要找消息来源，找人做评论都受影响。很多记者反映，现在传媒找受访者比以前难很多，就算传媒不做自我审查，也未必能够找到足够的受访者。报导的题材、空间、言论都受到压缩。
李立峰提到，对传媒来讲，什么是报导？什么是鼓吹煽动？它们之间如何去分辨？媒体在1997年前就关注97后的新闻自由，都追问过港澳办的官员，当时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回答说：三不政策，97后不能颠覆国家、不能对国家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不能鼓吹台独。
传媒反问：什么算是鼓吹台独？报导台湾的政策，算不算颠覆罪？因为报导不等于支持，不等于鼓吹。如何划分报导、煽动、鼓吹？这个问题这么多年官方一直没有给明确的答案，一直是悬而未决。现在把“煽动罪”放入23条，刑罚大幅度提高了，而且6个月的监控期限也没有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更加迫切。
现在一些批评中央政府的题材，例如人权状况是否不能报导？现在可能要等拿到官方针对外界批评的回应之后才会报导。
因为传媒的职责是监督、批评，如果政府的政策不好，就会去批评，提出的建议就是停止执行不好的政策。但是，现在这样做就不是那么安全，这些批判性的报导，风险会比较高。难免这方面的报导会减少。
“国家机密”扩宽了范畴
在23条有一个焦点就是“非法获取、披露国家秘密罪”，因为它采用了大陆对“国家机密”的鉴定。
李立峰表示： 23条扩宽了“国家秘密”的范畴。例如关于国防、外交大家都明确知道是国家机密，但现在扩宽了7个范畴，其中大家认为范围最广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对传媒来讲，经济数据、公共卫生、公共健康等广义上都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如果采访过程中得到的咨询，记者怎么知道这是不是机密？很多未公开的官方资讯算不算是机密？传媒会有担忧，至少多一层考虑。
危害国家安全的境外干预罪
李立峰表示， 23条扩宽了“境外干预罪”的范畴，影响更大。在香港的外媒中，一些持批判态度的外国记者是否还会觉得安全？是否愿意留在香港？有部分已经选择离开香港。对外媒的运作也有影响，令全世界媒体减少了对香港的关注。这对香港未必是好事。
对本地媒体来讲，很多议题涉及到要采访身处境外的组织或个人，在过去的日子里，这方面都有所减少。有了23条的“境外势力干预罪”，令媒体的顾虑更大。
李立峰指出，针对法律条文本身，官员说：必须三个条件都满足才能被定罪，包括：境外势力、不当手段、产生影响，才有可能定罪。这三样的定义范围也很宽，比如境外势力，感觉所有国际组织都算在内，这个范围就很宽；而“不当手段”中其中一条文例说“影响他人声誉”也是不当手段，条文的定义比较宽松，批评就会影响他人声誉，这些都难免令传媒产生担忧。
对民意调查和学术研究的影响
李立峰说，23条对对民意调查和学术研究的影响是存在的。有些机构过去几十年一直定期做的民意调查，去年开始已经不做了。有的机构做了调查，但是不发表。
民调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方法，有些学者做之前先质询法律意见，一些存在安全疑虑的题材被抽掉或避开。过去有很多学者比较积极参与公众讨论，在报章杂志写东西，这2、3年已经减少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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