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工作的绥德地委也掀起了运动。一开始，是听每一个干部在大家面前背自己的历史，人们听着。他讲一段，别人就提问一段‘问题’。判断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定会当特务。……天真的我们，还以为这是地委几个人干的，杨述跑到延安去上诉。后来才知道，原来延安的情况比绥德更厉害。我们多年相知的一些朋友都被打进去了。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被迫自杀。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焚。除了‘四川伪党’还有个‘河南伪党’。除到处开会斗争和关押人之外，还公然办了一个报纸，叫《实话报》，上面专门登载这一些谎话。有一个和我同路来延安的河南女孩子叫李诺，被公布在这张报纸上，简直把她说成了特务兼妓女。……”

由中共人士一手操纵的集团性、运动性的精神控制，当时并不仅仅限于革命圣地延安，而是遍及中国各地。路翎完成出版于1948年的史诗性巨著《财主底儿女们》中，最具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的所在，就是中共人士对于像主人公蒋纯祖那样追求进步的抗战青年的精神控制与精神虐杀：

“在这个演剧队底内部，有一个影响最大的带着权威底神秘的色彩的小的集团存在着。这个小集团底领袖显然就是剧队底负责人王颖；……这个集团常常对某一个人突然地采取一种态度：对这个人，他们原来是很淡漠的，但在某一天，他们以一致的态度，包围了这个人，说着类似的话，指摘着同样的缺点，使这个人陷到极大的惶恐里去……”

与韦君宜的《思痛录》相印证，另一位女性作家杨绛，在自传性文本《干校六记》与《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中，对于自己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亲身经历的精神强暴和灵魂虐杀，也有过十分真切的纪录与控诉：她先是被“揪出来”挂牌认罪扫厕所；接着是挨打受罚剃“阴阳头”；再接着是戴高帽子挂牌“游街”；后来干脆是下放农村，接受同为弱势人群的贫下中农的再改造、再教育。然而，这一切的一切所换来的最终结果，是认同并坚守着本能人性和人性本能的杨绛，对于精神虐杀者和精神控制者的全盘落空与彻底失败的毫不含糊的表白与宣告：“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上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我还依然是故我”。

极其难能可贵的是，杨绛女士凭着自己“灵动皎洁、清光照人”的博爱慧心，于乌云蔽天的政治黑暗中发现了人世间仅有的一点人性的美好与辉煌：

“我不能像莎士比亚《暴风雨》里的米兰达，惊呼‘人类多美呀。啊，美丽的新世界……！’我却见到了好个新奇的世界。”

在杨绛所发现的“好个新奇的世界”里，有乐于助人的“送煤的老田”，有“公然护着我”的“大娘”，有发还译稿的“学习组长”，有“难而又难的难友”，有“披着狼皮的羊”……这一切的一切合在一处，就是原本就擅长于在既存社会与既有人生的局限与残缺中发现与升华人道的追求和人性的美好的杨绛，在文革时期对于“乌云的金边”的有所发现；以及在重新获得写作自由与幽默心态的后文革时期里，对于“乌云的金边”的从容绘写：“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在哀悼韦君宜女士逝世的同时，笔者更为珍重的还是对于杨绛老人和她所见到的“好个新奇的世界”的真诚祝福！笔者更为痛心的，则是对于中国特色的精神控制与精神虐杀在中国本土的阴魂不散和随时随地的卷土重来！

2002/1/31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