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来已经一年多了。这一年多有机会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交换对中国的看法。我感到，在中国的学者与在美国的学者之间对中国现状在认识上有很大差距。美国的学者普遍对中国的现状和前景更持乐观态度，国内学者相比要悲观得多。

我问过一些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你们根据什么做出这种乐观的评价？据他们讲，依据主要是两点，一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种经济增长指标以及统计数据，二是他们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几个城市亲身游历后的印象。这使我感到，这些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信息渠道有问题，这可能会导致结论的错误。

我告诉这些美国朋友，在大陆读统计数字是一门本事，需要先对中国具有常识层面的了解，并下功夫仔细推敲才能发现其中的问题。例如，国家经济信息中心有报告说，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１％，就能够提供约一百万个新的就业机会。目前中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约为２００万左右，每年国民经济增速为７—８％，也就是说新增７００万—８００万个新的就业机会，除了２００万需要提供给新增劳动人口，其余６００万左右可以消化原有的失业人口。同样据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城镇失业人口在９０年代中期据称只有１０００多万。如果统计数字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没有问题，在连续１０多年的经济增长之后，中国的失业现象不但应当完全消失，还有多余的就业机会提供给其他国家的失业人口。但中国的统计数据就是这么矛盾，一方面向世人展示著自改革以来连续２０余年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却出现了持续的高失业。这是世界经济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无法用历史经验解释。

有关失业的统计口径也是有问题的，我曾经了解过国家统计局失业的统计口径，据说是平均每天工作一个小时，每个月三个工作日就算“就业”。我最近要计算失业率，仔细读过自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１年的统计年鉴，结果发现即使依据官方数据，真实失业率数字也高达２１％，这还不包括农村失业人口。如果要计算城乡总和失业率，那就高达３５％以上。更何况还要考虑中国是一个严格控制新闻的国家，如果仅仅依据政府公布的资料作研究，其中的缺失可想而知。我曾经说过，如果仅仅根据报纸就可以对一个国家做出结论，那么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纽约时报》与中国政府的《人民日报》加以比较，只会得出一个结论，美国是一个问题丛生的国家，而中国人民却生活在天堂里，那里的领袖热爱人民，官员廉洁奉公，人民守法，乐于助人，整个社会安宁幸福且富足。但这种结论可靠吗？

外国人对北京上海等四个城市的印象很好，当然有道理。不仅到中国的外国人有如此观感，我们中国人也感到这些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化。但问题是，这几个城市能代表中国吗？要知道，９０％以上的中国人并不生活在这几个城市，而是生活在贫穷的农村与日趋衰败的中小城市，所以我称这些城市为中国“现代化的橱窗”，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现代化成就的展品，并不反映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状况。我在深圳生活了十多年，那里的生活的确让人满意。但我的老家湖南省邵阳市，从９０年代开始，失业现象就一天比一天严重，到１９９６年起，就连公务员工资都经常拖欠。而这样的城市在中国却相当多，生活在这种地方的人生活十分困难。

康晓光的研究很有意义。康晓光将问题揭露得很彻底，在国内做学问，在揭示问题方面不能比他更尖锐了。我不同意的是他认为稳定能继续下去所持的理由。他在文章中用了一个比喻，认为中国现在就象布满干柴的房子，随时有可能起火，但中国政府却好象一支设备齐全的消防队，并且正在增加更强大的消防设施，这些设施不但可以随时扑灭燃烧的火焰，还可以将任何火苗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国的稳定完全可以依赖中国政府所具有强大的“消防能力”。这个结论我表示怀疑。

首先，我想问的是，如果政府花费巨大的力气，采用种种极不光彩的政治高压与特务手段，加强对公共领域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控制，维持的竟是这样一种表面稳定，生活在这种“稳定”状态下的中国人有什么幸福感可言？这样的“稳定”距离现代民主政治的距离是不是越来越遥远？这种要中国人民与中国的未来支付沉重代价的“稳定”是否值得长期维持下去？

其次，我怀疑这样的稳定能继续维持。我早在几年前写的那篇《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里就谈过，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早在９０年代中期就开始合流，一些专业便于为政府服务或市场化的知识精英出于利益考量，主动依附于精英集团，并为目前这种统治格局作种种辩护。康晓光的文章谈到知识精英们认同目前的威权政治，不完全是出于政府的收买政策，而是认为中国只可能走威权政治的道路，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据我所知，部分知识分子从内心深处并不认同这样的稳定，相反认为这种稳定对中国未来长远的发展极为不利。在国内，从９０年代以来，一批独立学者一步步深入研究中国的问题，并且也有了一些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研究成果。我感到，海外学者在认识中国的问题上，与国内学者有五年的时间差，也就是说，中国国内学者今天认识到的问题，海外学者可能要五年以后才能达到这样的认识。这里面当然不完全是信息来源问题，还有别的一些利益考虑。

根据康晓光的描述，中国政府可以依靠高压继续维持统治。我想，政治高压可以在短时期内起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维持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否则，今天世界上应当有许多很残暴的政权还存在。稳定显然需要其它条件，一般来说，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民族的生存底座；二是文化亲合力，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信用；三是政治整合力，而且主要不是指中国目前这种高压政治。让我们看看三个基本条件在中国的情形。

第一个条件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１９８８年我就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做《人口——中国的悬剑》，由走向未来丛书出版，主要研究清代中叶到改革之初的人口问题。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极少，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中国目前失业现象严重的根源所在。改革以来由于对生态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非常严重，沙漠化面积已经占中国国土面积的３８％以上，从南到北七大水系，两江两湖都已经被严重污染，饮用水源已经出现短缺现象，尤其是大中城市缺水现象日益突出。如果照目前这种严重透支生态环境的开发方式继续“开发”，这个生态系统无法支持中国人未来的生存。郑义写的＜中国的崩溃＞谈的就是中国的生态危机，大家也可以读读中国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环境报告，只要对数字有点感觉，就不会不注意到中国人的生存底座已经出现严重问题。

第二个条件则是文化亲和力。作为文化亲和力的核心是一个国家的信用体系。我将信用体系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二是社会中介组织，三是个人。国家信用破产可以表现在统计数字造假上，政府垄断了一切信息的供给，但却是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早已下降到不能再降低的程度，对于媒体上所说的许多东西，有头脑的中国人也持不信任态度。比如深圳人就说《深圳特区报》的头版除了报头和天气预报是真实的，其它都是假话。作为社会信用的中介机构律师行业，其职业操守受到中国人的普遍怀疑，律师自己就宣称打官司不是靠法律，而是靠关系，打官司成了打“关系”。会计造假问题也很严重。每年三月北京召开“两会”期间，政府答复两会代表质询时提供的事实，从１９９６年开始，每年由政府查处的造假帐案件就高达１２０００到１６０００起。中国人现在根本就不信任这些所谓代表社会信用的中介组织。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银行的坏帐问题，中国银行坏帐相当严重，据说政府有三套数据，每年对外公布说是１２％，另外一套在较小范围内公布的是２０％多。但这两个都不真实。

１９９９年深圳市撤掉了《深圳商报》的总编辑，事件起因是该报编辑登载了该报记者采写的一篇文章，记述一位从北京来深圳检查工作的央行负责人在内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该负责人透露银行的坏帐其实已达到４８％。那个参加会议旁听的记者刚参加工作，编辑也不细心，结果照登出去，舆论哗然。这位总编辑因此掉了乌纱帽。至于个人之间的信用也早已崩溃，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中国过去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现在则变成“杀熟”，不少人行骗就是从老乡、熟人与朋友之间开始。四川有不少农村女孩子到城市找工作，最后就是被老乡骗卖作妓女，这种案例几乎每天都可以在中国的报纸上看到。

第三个条件是政治整合力量。中国目前之所以能够维持表面“稳定”，其实完全是依靠政治高压做为整合力量。而所谓政治整合手段是在组织路线上依靠抓小辫子等把柄控制官员，利用反贪污腐败排除政治异己是近几年行之有效的手段。中国官场非常腐败，官员们绝大多数都有问题，但利用反贪污腐败整谁则是有选择的。还有一点则是压制一切不同声音，如对敢于直言批评中国政府的知识分子采取特务手段严厉打压，控制公共领域等等，消灭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如对下岗工人与农民当中的有组织活动无情镇压。但这一切正好与现代民主政治精神完全相悖，中国现在的模式可以说是“市场经济＋极权政治”，政治层面完全又退回到改革之前的专制政治模式。

根据上述三个维持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我觉得中国目前的稳定很象火山口上的稳定。《民主》杂志曾邀我写文章谈中国的稳定，我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是“火山口上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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