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英国那次没能去拜访我的动物同胞，却在大英博物馆里领略了什么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老英们真是强盗的祖宗。老舍当年在英国曾发感慨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不但占了人家的地方，而且把人家的动物、植物、文化一古脑儿地搬回来研究得清清楚楚，这种精神，不得不让人佩服。我到了大英博物馆，才知道老舍为什么说这个话。就靠当年那种破木船，老英们有本事把整座神庙、高达一两层楼、重逾千吨的巨大的石像、数以百计的木乃伊及其棺椁，从希腊、中亚和埃及搬运回家。费尽愚公移山的心血与力气抢了回来，却又无偿地献给国家，实在是“盗亦有道”。

在中国馆里，我见到了在国内从未见过的世面：世上第一部雕版印刷物──唐朝的《金刚经》，满架的宋版书，排成方阵的商鼎，一橱橱的青花瓷器……，而最让我目摇神夺、丧魂失魄、久久徘徊不忍离去也无法离去的，是那几尺高的唐三彩群塑：一个神采飞扬的西域胡人豪迈而潇洒地牵著两只唯妙唯肖的骆驼。那夸张而写实的风格带来的震撼，简直强烈到令人难以承受，我这才明白了什么是如日中天的泱泱大国的恢宏气象。

“强盗！”

我听见有人在身后用汉语忿忿地骂。回头一看，是一对大陆人打扮的中年夫妇。对视之下，只觉得思绪相通，血脉贲张，心头同时燃起了熊熊怒火。

然而过后想想，如果那些强盗们不把这些旷世奇珍或抢或骗或买地弄到这里来，我今天还能有这个眼福么？那些无穷无尽的战乱匪祸先不说，光是那场“破四旧”，那位古代的帝国主义胡鬼子和他的骆驼们恐怕就躲不过。余秋雨在他的《文化苦旅》里拿肉麻当有趣，效传统的妇人“嚎丧”，韵味悠悠、一波三折地且哭且诉，数落了一番敦煌的王道士，却忘了没准王老道是为中华文化抢救了一点精华。他没有埋怨那些肩扛马驼、不辞辛劳的把圆明园的汉白玉搬回家里砌猪圈的京郊农民──鬼子们只在抢了细软后放了把火，把那“万园之园”彻底夷为平地的真正英雄，是咱们拿手的人民战争中那无数身手矫健的好男儿。

前年看了一部电视文献片，讲的是咱们三峡的事儿。据说要被水淹没的正是古巴国的文化遗址。近年的考古研究推翻了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传统观点，现在认为华夏文明是多中心发生的。影片展示了近年出土的古巴蜀文化的珍宝，其古老与精美绝伦似乎并不下于我在大英博物馆见过的商鼎，而行将为大水淹没的土地上据说到处埋著这样的宝贝。然而那位负责抢救文物的官员却对著老外摄影师大叹苦经，说上头给的钱如杯水车薪，时间又那么紧，只有眼睁睁看著文物走私犯到处乱挥阴阳铲，实在是“赵魏碑斜苦无计”。

我当时看那部片子时，听到那位官员的后半段话，由不得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好歹还有那些走私犯把那些稀世珍宝的一小部份从敖广（注：老黄，关于老敖的ID，请查《西游记》）爷爷口中夺下来。至于那些东西最后是到了香港还是东京还是纽约的拍卖市场，眼下似乎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如此说来，好像还得歌颂强盗，提倡文物走私，批给大熊猫出口免税津贴似的。不用读者批判，我也知道这是足尺加三的铁杆汉奸理论。不过要不做汉奸，就得让那些文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肯让它们给大水吞没，也不让它们见到天日、走向世界弘扬中华文化的辉煌。可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玩意儿，咱们有这个权利让它们玉碎么？

一个没有能力护住祖先传下来的宝贝的民族是可耻的，让走私文物成为抢救文化遗产的唯一手段的国情是可悲的。

在中华大地上默默玉碎的又岂止是古董？记得小春有篇文章说，许多去日本的中国学者是上那儿去研究国学的。当时我很觉纳闷：要研究国学，不呆在家里，却舍近求远地跑到外国去，这算是哪一门“曲线救国”的方略？后来想起了那次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碰到的一位同胞，才悟出自己的糊涂。

当时我上那儿去寻找马克思写《资本论》时在地板上磨出的凹坑，问了许多热心而且彬彬有礼的工作人员却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儿。正不得要领之际，却看见了那位埋首于故纸堆的仁兄。我好奇地凑过去一看，他在研究的是我大清京师每日出版的《京报》。这种东西不是现代的新闻纸，是政府内部通讯，登的是上谕、奏折和官员调动的消息。据说他是研究鸦片战争的，上这儿来是寻找有关当初为禁烟与否而发生的廷争的第一手资料。

“这玩意儿有什么稀罕的？”我不解地问他，“又不是什么珍本秘笈，也用得著上这儿来查？”

“谁说的？”大概因为我打断了他的工作，他有点不耐烦，“要是国内能查到，谁还会跑到这儿来？我告诉你，我在国内还从没见过收集得这么完整的《京报》！”

我不由得叹了口气，又想起了老舍的话。那时中英根本没有外交关系，这些东西不会是大英的外交官收集的，只会来自于民间收藏。然而如果我是个去英国的中国冒险家，又岂会去收集这种无聊东西，再把它郑而重之地捐给祖国？看来在鬼子眼里，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稀罕的。反过来，在咱们眼中，除了洋钱，大概没有一件东西是稀罕的。

中村先生还没来的时候，有人贴出了他的一篇文章，大意是向咱们介绍日本在近代对中国的文化回馈的。他说的那些事儿我基本都知道，当然也没有什么异议，只是对日本人豢养庇护孙中山那个动乱分子，帮助他建立反动组织同盟会颠覆我大清的合法政府，使中国从此陷入半世纪的混乱，我不以为是德，反以为是恶。另外他还忘了一点日本人给中国人的好处（当然不是有意的），那就是：要研究中国的近现代史，唯一能找到比较客观的资料的地方是日本。

林思云先生写了一本《真实的汪精卫》，立刻理所应当地被骂作为汉奸翻案。对汪精卫这个历史人物，我没有能力作出评价；对林先生在书中所作的评论，我也没有足够的历史知识来臧否。我所能说的是，如果没有这本书，我绝对不会知道有关汪的这么多事儿。我在国内也算是个无书不读的人了，在国外上图书馆也专门去找历史书看，然而在看到林先生的书前，我看过的惟一稍微介绍了一点汪精卫生平的书，是群众出版社内部发行的译作《抗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这也不奇怪，西方国家从来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的兴趣绝对跟日本没法比，而我们对待汉奸或人民公敌们的处理办法，就是把他们的血肉之身用“化尸粉”化得一干二净，让那些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乃至现状的人物变成一个个抽象符号。

胡适说：“历史是一位任人涂抹的百依百顺的小姑娘。”因为主观爱憎和权宜需要，就用锋利的手术刀把慈禧、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蒋介石、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全身或部份躯体挖掉，换上一幅漫画在那儿代替，弄得连几十年前的历史都成了穿过浓密树荫而投射在地上的细碎光影。这种奇迹，大概也只有咱们这儿能发生。研究中日近现代史上的恩怨纠葛，甚至调查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都得到当年的敌国去进行，做这种爱国的中国人，倒底有什么可以自豪的？

湮灭的还不止是文史资料。赵达功先生写的《我们的传统在哪里》就比较透彻地谈过这个问题。他还写了一篇《苏格兰风笛与中国唢呐》。我看了他的唢呐万管齐奏的壮丽设想只能苦笑。这位仁兄虽然生活在国内，似乎却对国内文艺界的现状十分隔膜。咱们现在的问题，不是要搞什么万人齐奏的轰轰烈烈的大场面，是要想方设法保住民乐，不让它绝种的问题。国内现在时兴的是西方流行乐，搞西洋乐器的人还能到五星饭店的大堂去卖艺，搞民乐的连到乡下给人家娶媳妇伴奏都没人要──人家有的是能放流行曲的录音机。

研究国学的又何尝不为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得云落星散。如果小春留在国内，除非他的定力十倍于王观堂，否则也恐怕难得枯坐在书斋里研究甲骨文，而不到首都机场去向老外们兜售墨宝。当年老王耐得住寂寞似乎也没有太大的了不起──起码他的另一半没有天天在耳旁埋怨老公没出息，不象对门的小癞子会倒股票发横财。

奇怪的是，那些最热心捍卫国故的人，抒发其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的唯一方式却只有吐痰一道。他们似乎以为这威力无穷的口痰一旦雄劲地射向帝国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汉奸、美国走狗、倭奴、乃至穿皇军裤子的翻译官们，国威便已发扬，而国故也得已幸存，当然自己也就顺带著成了民族英雄，至于这“国故”到底是个什么劳什子则不在考虑范围中。我曾遇上这么一个豪情万丈的廉价爱国者，“辩证”的是，他对祖国文化一往情深，然而对他的恋爱对象到底长了个什么样，自己却是无比的“蒙查查”。除了翻来复去地告诉我“四大发明”，他竟连“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都没本事背出来。倒是他对西方某些东西的无比精通使我惭愧无地。从他那儿，我这个穿著土气、用钱小气的人第一次听说了什么“皮尔卡丹”的名字，也获得了有关好来坞各主要影星离婚史的社会学研究资料。如果国故就是这么个捍卫法，再过几十年咱们惟一留下来的国故恐怕只有麻将和国骂。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起源于印度，但后来因为国王灭佛，弄得经籍全毁，僧侣散尽。今天如果印度要复兴佛教，只有派玄奘的镜象到东天取经。等到本世纪传统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绝了种，咱们的子孙就得感谢韩国、日本和越南为他们留下了星星点点的文化火种。

悲夫！
转自万维读者论坛(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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