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抗共史登银幕　被遗忘抵抗重见天日

【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丽君编译报导）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10月3日报导，在印度与中共试图修复边境流血冲突后受创的双边关系之际，一部聚焦藏人武装抵抗中共军队的历史电影《四水六岗》，将一段长期鲜少进入国际视野的西藏抗争史重新搬上大银幕。影片由藏人导演Shenpenn Khymsar执导，重现“四水六岗”抵抗力量对抗中共军队，以及藏人战士1959年协助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逃离西藏的历史。当北京持续严控西藏宗教、文化与政治活动，并宣称拥有达赖喇嘛转世认定权之际，这部由藏人自己讲述的抵抗故事，不仅重新唤起一段逐渐被世人淡忘的历史，也把一个尖锐问题重新推到国际视野：西藏的历史，究竟应由谁来书写？ “地下秘密行动”　中国压力下假剧本掩护拍摄 《四水六岗》的片名源自藏人武装抵抗组织“四水六岗”（Chushi Gangdruk），意指西藏东部康区的“四水六山”。这支以康巴人为主的抵抗力量于1958年正式组建，在中共军队加强控制西藏之际展开武装抵抗，并在1959年西藏起义后协助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逃往印度。达赖喇嘛出走并未终结藏人的武装抵抗；部分战士此后转移至尼泊尔北部木斯塘（Mustang），以喜马拉雅山区为基地继续展开游击行动，直到1974年解散。导演Shenpenn Khymsar从小观看《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及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执导的《达赖喇嘛：智慧之海》（Kundun）等电影，但这些作品主要将镜头聚焦于达赖喇嘛。他希望《四水六岗》讲述另一群长期鲜少被国际电影呈现的人——那些拿起武器抵抗中共军队、为保卫家园付出生命的普通藏人。当年的抵抗战士曾在木斯塘风蚀的悬崖与高山间建立游击基地，Khymsar因此坚持回到同一片山区拍摄，以电影向这些抵抗者致敬。然而，要在半个多世纪后把这段抗争史搬上银幕，剧组本身也不得不采取近乎秘密行动的方式。《独立报》指出，在中共监控与政治压力持续压缩尼泊尔藏人社群活动空间的背景下，Khymsar认为自己不可能取得所需的正式拍摄许可。为了完成电影，他向当局提交一份名为《喜马拉雅罗宾汉》（The Himalayan Robin Hood）的假剧本，掩护真正的拍摄内容，并将原本超过45天的制作期硬是压缩至19天。他形容：“整场拍摄就是一次地下秘密行动。” 拍摄条件同样艰困。许多演员此前从未演过戏，部分人甚至不会骑马；由于经费有限，剧组连动作指导与特技团队都请不起。Khymsar只能亲自寻找并训练演员，包括从自己的社群媒体追踪者中物色人选，再训练他们台词、声音表现与动作。半个多世纪前，藏人抵抗战士曾在这片山区躲避中共军队、建立游击基地；半个多世纪后，一群藏人电影工作者为了讲述他们的故事，又必须以假剧本掩护，在短短19天内完成拍摄。历史与现实在同一片喜马拉雅山区交叠，也让《四水六岗》的拍摄过程本身，成为这部电影最具象征意味的一部分。 中共批“重写历史”　藏人反问谁有权说西藏故事 《四水六岗》在鹿特丹国际影展首映后，也迅速触碰北京最敏感的西藏历史叙事。中共官媒指控影片“宣扬分裂主义”，重申北京所称西藏历来属于中共的官方立场，并批评制作团队“重写历史”。然而，导演Shenpenn Khymsar反驳，电影植根于藏人自己的历史，藏人有权从自身经历出发，讲述自己的故事。主演丹增・锐辛・普巴仓（Tenzin Rigzin Phurpatsang）对这段历史更有切身的家族记忆。他出生于印度的流亡藏人家庭，祖父Yeshi Wangyal曾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训练，1960年返回西藏执行另一项游击任务，最终在与中共军队作战时身亡。普巴仓认为，让年轻一代藏人知道自己承继的抵抗历史至关重要。他说，如果人们不再谈论，“这些故事……就会消失”。这场争议背后，真正碰撞的是西藏历史的叙事权。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人类学教授卡萝尔・麦克格拉纳汉（Carole McGranahan）长期研究西藏及藏人抵抗史。她指出，过去数十年，好莱坞为争取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已鲜少制作涉及西藏的大型电影；Khymsar如今也坦言，《四水六岗》仍难以取得国际发行。麦克格拉纳汉认为，《四水六岗》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一次“藏人讲述西藏历史”。这段武装抵抗并非不存在于史料，而是长期鲜少进入国际大众文化视野。如今，当一部由藏人自己拍摄、以藏人抵抗者为主角的电影终于把这段历史搬上银幕，北京官媒随即以“分裂主义”和“重写历史”予以批判，也使电影提出的核心问题更加突出：西藏的过去，究竟应由北京的官方叙事定义，还是藏人也有权讲述自己的历史？ 习近平访印前夕　藏人抗共电影突遭延后 《四水六岗》遭遇的政治压力并未止于尼泊尔。影片原定9月11日在印度上映，然而就在上映前夕、也是中共党魁习近平抵达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峰会的前一天，计划突然生变。导演Shenpenn Khymsar表示，印度最大连锁影城营运商PVR INOX致电通知，电影必须延后一周上映。对方给他的解释很直接：“现在不能上映，他们受到了一些压力。” 这个时间点格外敏感。习近平此行与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举行会谈，两国正试图修复2020年致命边境冲突后严重受创的关系。就在北京与新德里寻求改善关系之际，一部描写藏人武装抵抗中共军队、并协助达赖喇嘛逃往印度的电影，却在中共最高领导人到访前夕突然被延后上映。压力究竟来自何方，目前仍没有公开答案。《独立报》向PVR INOX追问是否受到印度政府施压时，该公司高层表示没有具体资讯可以提供；印度政府也未回复有关电影延后上映的询问。因此，目前没有证据可以断言是印度政府下令延后电影。但“受到压力”的说法来自院线转告导演，而上映日期恰在习近平访印前夕突然变动，使这场风波不可避免地笼罩在中印外交关系的敏感背景之下。印度与西藏的关系尤其微妙。印度数十年来一直是达赖喇嘛及大批流亡藏人的居住地，但同时又必须处理与中共之间的边境争端、经贸往来及地缘战略竞争。塔克沙希拉研究所（Takshashila Institution）地缘政治专家马诺吉・克瓦拉马尼（Manoj Kewalramani）指出，中印都有深化经贸关系的诱因，却同时存在相互竞争的战略利益。更引人关注的是，习莫会后，中共外交部公开宣称，莫迪表示印度奉行独立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并“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领土上从事反华活动”。北京随即表示“赞赏莫迪总理的表态”。印度方面如何界定所谓“反华活动”，以及这是否会影响流亡藏人在印度的政治与文化活动，仍有待观察；但就在这场高层外交互动前夕，一部讲述藏人武装抵抗中共军队的电影突然被延后上映，已使《四水六岗》从一部历史电影，再次被卷入当代中印关系与西藏问题的政治角力。 达赖喇嘛转世权之争　北京要批准藏人拒接受 《四水六岗》重现的是半个多世纪前藏人抵抗中共军队的历史，但电影上映之际，另一场攸关西藏未来的角力已迫在眉睫——91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身后，究竟由谁认定他的转世者，正成为北京与藏人之间无法回避的重大冲突。达赖喇嘛2025年正式确认，延续数百年的达赖喇嘛制度将继续存在，并明确宣布，未来达赖喇嘛转世者的认定，只有其办公室噶丹颇章信托（Gaden Phodrang Trust）有权负责；该机构将依藏传佛教传统，与各教派领袖及相关宗教人士共同进行寻访与认定，“任何其他方面都无权干涉”。北京的立场却完全相反。中共外交部公开宣称，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必须遵守中共法律，并经过“境内寻访、金瓶掣签、中央政府批准”等程序。换言之，一方明定北京没有认定权，另一方则坚称转世必须取得北京批准。达赖喇嘛圆寂后，双方因此可能各自认定不同的转世者，形成两名互不承认的“达赖喇嘛”。这场争夺远不只是宗教仪轨之争，而涉及谁有权决定西藏最重要精神领袖的传承。而这并非从未发生过的假设。班禅喇嘛与达赖喇嘛两大转世传承历来关系密切，并在彼此转世的寻访与认定中扮演重要角色。1989年第十世班禅喇嘛圆寂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995年认定6岁藏童更登确吉尼玛（Gedhun Choekyi Nyima）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数日后，更登确吉尼玛及其家人从公众视野消失；北京拒绝承认达赖喇嘛的认定，随后另行选定坚赞诺布（Gyaincain Norbu）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自此形成两套互不承认的班禅喇嘛认定体系。30多年后，围绕下一世达赖喇嘛认定权的冲突日益迫近，这段历史也成为外界观察未来是否可能再度出现两套转世人选的重要前例。达赖喇嘛本人早已警告转世制度遭政治力量利用的风险。他在2011年有关转世制度的正式声明中明确表示，任何出于政治目的、由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方面所选定的候选人，都不应获得承认。2025年，他再次确认转世制度将延续，并把未来认定权明确交由噶丹颇章信托依宗教传统执行。麦克格拉纳汉指出，真正艰难的阶段可能出现在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即使新的转世者获得认定，也可能只是一名年幼孩童；在其成长并具备宗教领导能力之前，藏人社群可能面临漫长而充满不确定性的过渡期。如果北京同时认定另一名人选，1995年班禅喇嘛争议所出现的两套认定体系，便可能在更具象征意义的达赖喇嘛传承问题上再次上演。也正因如此，《四水六岗》提出的“谁有权讲述西藏历史”，并不只是一道关于过去的问题。半个多世纪前，藏人为自己的土地与信仰拿起武器；今天，北京与藏人又为“谁有权认定下一世达赖喇嘛”公开对峙。从历史叙事到宗教传承，贯穿其中的仍是同一个核心问题：西藏的历史由谁讲述，西藏的宗教传承又由谁决定？（人民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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