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为了救活比她小一岁的弟弟王庭金而死的。当49岁的民运人士王庭金讲到这段经历时，他的喉咙哽噎了。听他说这段故事的杨天水和我，也是眼圈红红的，强忍住眼泪。我们已经谈了十几个小时的话，喉咙都没有嘶哑。但是听过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再说话时，嗓子全哑了。

生产大队接到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是每亩地上缴公粮3000斤，公社党委书记还恶狠狠地说：“邻村的粮食亩产都过万斤了，有的高产两万斤，你们这个村最落后，不能超额完成党的任务，你们都得活活饿死。”麦子收割以后，大部分粮食被运走了，剩下的集中到大队部仓库，有武装民兵持械日夜看守。

每天出工的人可以到公共食堂吃两顿饭，也就是两个窝头而已。那窝头不仅越来越小，而且越来越黑，谁也不知道里面掺了多少树叶杂灰，反正吃了还是饿，浑身浮肿，有气无力，一天到晚只知道饿。共产党干部和家属另开小灶，个个吃得又肥又壮，象野猪一样到处哼哼，显示共产主义优越性。

王庭金和他的小姐姐，按照当时共产党“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共产主义政策，是没有口粮、没有权利吃东西的。孩子们只能整天睡在一无所有的家中土炕上，等夜晚下工回家的母亲带回来一点偷偷藏在怀里的窝头，或者从庄稼地里顺手偷的庄稼叶子维持生命。

小姐姐特别疼爱小弟弟，总是把那一点点食物让给弟弟吃。5岁的王庭金也很懂事，坚决不肯独自吃，总要求姐弟俩一人一口匀著吃。偶尔那黑乎乎的窝头里会夹杂几粒米，可能是在做窝头时顺便倒进去的干部们吃剩的米饭。小姐姐总是小心地拣出来给弟弟吃。有时候已经吃到嘴里，嘴嚼的时候才感觉到，小姐姐就小心地用舌头把米粒剔出来，喂给弟弟吃。

王庭金的父亲是57年右派，已经被抓进劳教队。她母亲作为四类分子家属，必须在强制下无休止地劳动。有三天三夜，母亲和大姐都没有回家，被强劳和批斗。那三天里，王庭金和小姐姐翻遍了家中所有的角落，只找到一星点儿窝头。小姐姐要求弟弟吃下去，王庭金不肯。小姐姐就哄他说，今天你吃，明天妈妈带回来窝头我再吃，不然我们两个都会饿死。那三天里，小姐姐只找到一点野草吃。

每天晚上，为了御寒，6岁的小姐姐总是整夜紧紧搂住5岁的小弟弟睡觉，生怕他冻死了，破棉絮太薄。那天深夜，王庭金觉得小姐姐搂得特别紧，迷迷糊糊的，他似乎感到姐姐在抽泣，眼泪沾湿了他的脸。由于浑身饿的无力，王庭金也没有动。

不知道昏睡了多久，后来王庭金在哭声中醒来，他慢慢睁开眼睛，看到妈妈和大姐站在面前，然后听到大姐说：“弟弟眼睛睁开了，可能还没有饿死！”但是小姐姐冰冷的手仍然紧紧地搂著弟弟。无论在死前还是死后，小姐姐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保护著弟弟别受任何伤害。妈妈费了很大的劲才掰开小姐姐的手，把还有一口气的王庭金拉出来。

几个月后，当王庭金终于活了下来，有力气走动的时候，他坚决要求大姐带他去找小姐姐被埋葬的地方。他要象村人们对亲人和恩人感恩那样，去给小姐姐磕头，先磕三个头，再磕九个头。

但是找来找去，那附近的坑都是空荡荡的，他们始终没有再找到小姐姐的尸体，不知道究竟埋到了哪里。大姐就说，小姐姐太善良了，也许已经升天了。

王庭金怎么也无法相信，那么善良的小姐姐怎么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幼小的心里猜测，小姐姐也许躲在哪个坑里，正等待著他。后来的许多岁月里，王庭金经常独自一人在那片荒野游荡，希望能看到小姐姐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娇小美丽的脸上露出惨澹的笑容。

几年后的一天，他又在那片旷野转悠的时候，看到几只野狗在啃咬著什么。当他走过去，那几只野狗一哄而散，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具幼小的尸体。尸体已被啃掉大半，半个脑袋和半张小脸都被啃掉了。

王庭金突然感到恶心和恐慌，拔足狂奔而逃。回到家中几天里，他都神思恍惚。后来他便缠住大姐问，当初小姐姐有没有被掩埋好？会不会被野狗扒开吃掉，象他所见的那个样子？大姐无法回答。

从那以后，王庭金经常在睡梦中惊醒，梦中他看到几只野狗正在啃吃小姐姐，然后又过来啃吃自己。他吓得大喊救命，被家人摇醒来后便畏怯地坐在枕头上，回忆梦中的恐怖情景，再也不敢入睡。

人性是自私的，特别在生死抉择关头，总想自己能活下去。我听过许多大饥荒时期的悲惨故事，为了一家人不统统饿死绝种，有父母煮吃孩子的，有哥哥煮吃妹妹的。但是我第一次听说，一个六岁的小女孩，把食物让给了仅仅比自己小一岁的弟弟，把生的希望让给了弟弟，把饥饿和死亡留给了自己。

当王庭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三个四十多岁的老男人，个个强抑悲痛，几乎痛哭起来。然后我哽咽著问？“是什么力量，能使小姐姐这样善良？”

杨天水哽咽著回答：“是上帝，只有上帝的力量，才会使小姐姐有如此爱心，灵魂如此圣洁！”

我哽咽著说：“共产党人，就象钉死耶稣基督的那两个士兵一样，从来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罪恶，从来没有认识到共产主义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从来没有认识到他们给人性造成如此致命的摧残。”

杨天水说：“一方面是共产党人愚昧邪恶，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人民道德堕落，他们不肯为维护社会正义出力，却反而向共产党人谄媚，试图通过损害他人而自己渔利。”

天水接著说：“纳粹屠杀了上千万人，但那些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波兰人、俄罗斯人，都死得有尊严。无论在毒气室里，还是在战场上，他们都只受到几分钟的折磨便死去。而数千万中国人，却是在奴颜婢膝中，经过几个月的饥饿折磨之后，在乞怜的目光中，毫无尊严地痛苦地被集体饿毙。”

王庭金说：“4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会在梦中看到小姐姐。没有她的爱，我早就死了。我的生命是属于她的，属于上帝的。所以我长大成人之后，便决心献身于反对共产主义残酷暴政的事业，久经苦难而痴心不改，身虽九死而无悔。”

大家分手前，我说：“纳粹灭亡60年了，世界各地的人们依然牢记它的罪恶，每年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我在狱中的时候，常常想，共产主义罪恶比纳粹还要深重，将来的两百年里，人们都不会忘记。所以我就安慰自己，也许我会在抗击共产暴政的斗争中，一生受尽凌辱折磨，然后悲惨地死去。但我深信，在我的家乡，在今后两百年里的每个忌日，都会有人在我的墓碑上奉献鲜花，安慰我从不向邪恶屈服的灵魂，安慰我悲怆的灵魂。”

《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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