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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译者按：迈克.奇诺伊是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北京分社的创始人和前任社长，现任CNN香港分社社长。他自1970年中期开始做有关中国的报道。1989年5月起，他身置北京民运中心，为世界实地采访报道了那场运动的全过程。“他的报道不仅唤醒了世界的良知，也把CNN作为一个新生而有效的力量推上国际政治版图。”引自《中国现场》“China Live”封里)。由此闻达国际媒体的迈克.齐诺伊于1997年出版了他在中国20多年工作的回忆录，《中国现场》。其中第七、八、九章以其亲历和见闻，详细记录了15年前中国那场领世界格局变动之先的自由运动，再现北京民间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民主抗议浪潮，见证震惊世界的六四血案，揭露当局改写八九历史真相，为读者全面展示了中国八九六四历史画卷。这些文字得助于他的第三者的身份、他的记者素养以及他当年奔走、观察、报道各现场的职业需要，是迄今为止关于那场运动最直接、最全面、而且相对客观冷静的记述之一。本文是《中国现场》第九章“大谎言”(The Big Lie)的节译，副标题为译者所加。译文版权已获作者授权认可。 ---------------------------------- 近数十年来，中共的本能没有改变。面对危机，它仍旧采取旧的方式，镇压、整肃、外加“扯大谎”。不过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基于北京及其他诸多爆发抗议活动城市的市民的经历与记忆，通过戒严令颁布之前的五月中旬中国报纸和电视上曾昙花一现的新闻自由，通过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中文广播以及其他国际媒体的镜头，无数中国人和世界各地的人们看到、听到了过去数周发生的事件。清洗掉镌刻在如此众多心灵的图像并非易事。这将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厚颜无耻的造假工程，它显然是这个政府的杰作。 所传达的资讯是公然无忌的：没有发生什么大屠杀。人民解放军以最大限度的克制剿灭了一场暴徒和流氓针对国家的“反革命”叛乱。它是一小撮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秘密勾结的人所煽动的。这次重写历史的第一步是以改换特定术语来控制相关的讨论和争辩：“民主运动”被官方称之为“反革命暴乱”（原著印刷为斜体，下同---译者）或“反革命动乱”，它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士兵“制止”了。“屠杀”这个词根本没有出现。 军队，而不是北京市民，才是暴力的牺牲者。为了迎合党的这一宣称，中国电视开始演播6月3至4号那个周末的剪辑镜头，这些镜头经过了精心编辑，逼真地演示著市井诬赖狂奔乱跑、攻击无辜的士兵。那些从主要交通路口的监视器上和军队摄影师镜头上剪下的图像一般来说相当厉害，这些图像显示示威者点燃的军车，还有被抗议者烧成焦炭状的、残缺不全的士兵尸体。但是这些夜以继日重复播放、并迅速置入整个纪录片的剪接镜头，是完全彻底编辑、改写的结果。在许多场景中，事件发生的顺序是被颠倒的。伴随著某些抗议者的激烈行为，在军队发起最后攻击的前几个小时，尽管街上的气氛确实险恶，但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只是在军队行动升级或者开枪之后，示威者才开始用石头，瓶子，砖块或者汽油瓶攻击军队。军用车辆所以被点燃，是因为它驶入人群，而且通常是高速冲入人群，造成人员死伤。声音也经过了改编：群众的喧嚷声清晰可辨，而军队的枪声完全销声匿迹。某些后继情况确实显示6月4号军队进入广场的最初时刻是安静的，全然无声的，然而回忆中，我仍然能够听到恰好在那个时间里，从几百码之遥传来的枪声、哭声和尖叫声。 最后是有关伤亡的疑问。官方发言人决意显示军队对流血事件没有责任，坚持说部队在天安门没有打死任何人，那一夜伤亡总人数不超过三百，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军队士兵。只有少数学生被确认死亡。 这个宣传工事本身显然是一个新闻题材。报道这个题材没有休止的变奏成了六四后数周之内我持续工作的主题。我必须承认，政府自导自演，技术高超。借助残酷地重复谎言和一遍遍地重播篡改了的录影带，宣传工事开始显示效果。在这个党的魔咒之下，很多人害怕谈论自己的真实见闻，而且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和认知。高度紧张，压抑成风，人们用来形容那个周末事端的用语成了对那个事件采取什么立场的标志。说“大屠杀”，就表明支援学生的立场；使用“动乱”这个词则成为认可政府说法的标志。甚至在外国社区，人们也开始退出现实：我越来越多地听到外交官、商人、一些记者更频繁地使用相对中性的词语“意外事故”（incident）或者干脆使用“六四事件”(the event of June 4) 这个词。我发现我自己也开始困惑：我是否夸大了那个周末的事件？是否刻意忽略了学生的不妥协和激进？无论其方式如何令人发指，在数周的分崩离析之后，政府试图清理街道是否全然无理？事情是否真象我记忆中的那样发生过？ 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也为了公开见证，我决定集中做一次全面分析，反对谎言。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笔记和录影带，不仅仅是六月三号至四号的笔记和录影带，而是整个春季的笔记和录影带。由于没有中国人愿意开口，我求助于大批新闻界同行，他们都是过去一两个月发生事件的见证人，对于那个血腥的夜晚，他们有不同的观察优势和角度。 在仔细考察所有资料之后我清楚地意识到，尽管六月三至四号那个周末之前发生了小规模的暴力行为，但政府所谓一小撮“黑手”精心策划和导演整个动乱的说法不能成立。运动的整个规模和多样性使这种情况实际上没有可能。来自学生的繁杂的政治信号、不断变化的通知、内部的矛盾、无人有足够的权威告诉任何人应该如何做的感受，上述我个人对这次抗议活动的观察表明，运动缺乏一个组织完好的指挥中心。这次运动爆发的如此迅疾，以至于没有个人或组织有能力全面控制或指挥军队给北京的街道松绑。当戈巴契夫到达北京前几个月，有可能妥协时，与赵紫阳的支持者达成妥协、挽回面子的努力所以归于失败是有原因的。它导致学生5月27日关于宣布胜利、撤出广场的决定被推翻，而这个决定本来可以避免继后一周里发生的冲突。各种不确定因素开始失控并恰恰在军队即将到来之前增加了危险气氛，也是有原因的。进一步地说，北京市民和工人的压倒性的支援与卷入，以及在戒严颁布之时和镇压当夜自发抵抗军队的行动，决定性地消解了关于这场运动是精心组织策划之阴谋的争论。 关于学生及其支持者阴谋制造动、乱颠覆政府的说法，看起来也是一个不著边际的夸张。如果学生最初有任何温和的要求使我震动，那就是他们要求新闻自由、制止腐败、政府更加开放。学生们渴望这个党认识到抗议者们行为的正当性与爱国情怀，他们希望改革这个体制而不是颠覆这个体制，因为他们所接受的一贯训导就是继承这个体制。只是在事态发展清楚表明政府没有诚意做有意义的妥协和对话时，学生们才开始强化他们的要求。在戈巴契夫访华期间，运动在规模与程度上的急剧对立引起了岌岌可危的紧张，而双方的不妥协导致了这一紧张局势的加剧。(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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