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主義者的另一個特徵是「世上處處有陰謀」的妄想狂。他們自己熱衷於追逐權力以控制別人，而且認爲別人也是這樣對自己的，所以他們不信任別人；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習慣於把人分成「自己人」和「敵人」兩個極端二元對立的部分；因此認爲「敵人」總是陰謀反對自己，也是必然的了。中國人的妄想狂往往與極端愛國的極權主義結合起來，極爲典型的是對「國際反華勢力亡我之心不死」的指責：不僅僅南斯拉夫使館事件和南海撞機事件被認爲是蓄意（權力主義妄想狂認爲，「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國際上對中國的批評和不同意見被指爲「國際反華大合唱」；就連楊瀾吳徵面對指責時也說：「這是海外一些反動人士的陰謀……」；「核酸營養」的倡導者對待批評時說：「這是國外公司代理人的陰謀，目的是要搞垮我們的民族核酸??業……」我不是說，說這些話的人自己心裏就一定真的這麼認爲，也許他們只是很平常地「拉大旗做虎皮」，但重要的是，他們知道這些說法在中國是有市場的，是迎合了相當多的國人的心理的，是有人買帳的。

把一切都說成是敵人的陰謀，不僅在政治上有轉移矛盾、打擊異己等用途，在心理上也有其基礎。如果說對五楔K使館事件和南海撞機事件的猜疑尚有些事實基礎，那麼以下一些例子已經近乎病態的妄想：北約轟炸南聯盟這件原本與中國無關的事是「衝著中國來的」；一些中國電影在國際上拿獎是因爲它們「反映了中國的陰暗面」；最近的故事則是「美國把從中國的來的黑魚說成是魚類之敵是『妖魔化中國』」……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更極端的例子是，左派刊物《中流》曾經說，日本動畫片《聖鬥士星矢》和美國動畫片《特種部隊》「包藏禍心」。應該說的是，這裏所說的「妄想狂」與精神病學上說的妄想狂不是一個概念，但是也有共同之處：後者的特點包括「高度自我捲入」和「個人所獨有」，換句話說，只有一個人的妄想才是妄想，一羣人的妄想就不是妄想；但是精神病的妄想常常是認爲有人在害他，把環境中對自己無威脅的事物理解爲有威脅（被害妄想），或者把環境中與自己無關的事物理解爲都與自己有關，如別人偶然的一句話、一個眼神都被認爲是「衝著自己來的」（趙家的狗爲何看我兩眼？），甚至電視廣播都是在談論自己（關係妄想），這是不是與我們的權力主義者很像呢？一個總懷疑別人要害自己的人，我們說他是一個妄想狂、精神病患者，一個總懷疑別人要害自己的民族，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呢？

中國人的權力主義人格是如何形成的？「東方治水社會」理論爲我們提供了一個視角。在類似中國、埃及、美索不達米亞的乾旱、半乾旱農業區，水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因此這些地方被稱爲「治水社會」。治水需要一個強大的、集權的、獨斷的權力機構，因此在治水社會中生活的人們形成了如下的心理特點：集體主義，人們服從集體並且對不服從者嚴加懲罰；服從性，人們視服從爲美德，認爲美滿的生活就是服從的生活。「士兵沒有國王，猶如綿羊沒有牧人」，「農民沒有地主管家，猶如土地沒有農夫」，「工人沒有工頭，猶如運河裏的水沒有管理人」；中國類似的話則是「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最後，與集體主義正好相反，治水社會中的人是彼此疏遠的、自保的、一盤散沙的。長官必須提防下屬的傷害，因而與下屬保持很遠的距離。在古埃及，一個法老對他的兒子訓示：「要遠離你的下屬，以免遭受到意外的恐怖。不要在一個人的時候接近他們。不要和兄弟推心置腹，也不要交朋友……甚至在你睡覺時，也要注意不要泄露你內心的祕密。」官員之間也要彼此提防。平民則擔心不確定的懲罰和制裁，擔心官員來找麻煩。當別人出問題時，多害怕受牽連，因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在《天方夜談》中，當人們於門前發現屍首時，總是將其移到別人家的門口，以免被官方追究。當遇到溺水者時，人們較少願意去解救，以免被懷疑爲故意淹人。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強大、集權、獨斷的權力機構使人們追逐、崇拜權力；「集體主義和服從」的心理特點正是權力主義人格中的「求同與順從」；而人們沒有安全感，彼此之間疏遠、不信任、相互提防，一盤散沙則正是妄想狂的心理根源。內心缺乏安全感，所以覺得人世險惡，對別人，其實更是對自己充滿了敵意和恐懼，因而更願意把自己交給一個強大的權力。一個人連自己的兄弟、朋友、鄰居和同事都不能信任，更不用說信任外國了。我們都生活在一個敵意的世界中不能自拔，而沒有注意到其實最大的敵人就在我們的內心中；我們恐懼別人「亡我之心不死」，而真正值得恐懼的，就是這種恐懼本身。

轉自不鏽鋼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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