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香港法律，法轮功并不违法，也非中国所定位的邪教，然而各国法轮功学员意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抵达香港参加回归庆典时，入境香港参与抗议活动，以表达对中国镇压法轮功的不满，却遭到香港政府的遣返，显然特区的法律是可以随着中国的需要，以及中国领导人的意旨而改变，并未具有超然、不受干预的地位。在法轮功事件中，香港媒体与人权团体更忧心指出，特区政府对异议人士的包容度已经下降，无论是主动或迫于北京高层压力而建立入境黑名单，无异是将独立的入境管制权拱手让人。此一事件不仅是单纯的香港政府对抗议示威活动的压制，更具体而微地显示香港在主权移交之后，表面上虽然实施一国两制，实际上已逐渐中国化，两制的精神渐次剥落，而一国的紧箍咒却已罩在头上。

　 香港过去被誉为东方之珠，是英国女皇皇冠上的一颗璀璨宝石，它的成就固然不能归功于殖民统治者，但是不容否认的，英国将其尊奉法治与自由的精神落实在这个东方殖民地之上，建立了一个廉能、效率的政府，以及专业的文官体制，使得香港相较于其他亚洲地区特别显得突出，而跃居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与自由港。作为香港的邻居，我们无意唱衰香港，然而一切的数据却残酷地告诉世人，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香港的政经情势确实是在向下沈沦，而香港人本身对此也有深刻的体会。香港大学上月的民调即指出，有七成八的香港民众认为回归后的情况比过渡前差，另有近三成的民众以负面形容词描述自己的心情，只有半成的人正面形容自己的心情，显示民众对前景悲观，怨怼情绪溢于言表。

　 尽管受到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以及美国新经济泡沫化的影响，但是香港的沈沦与这些因素并无太大关连，而是与中国紧密挂钩所致。中国对香港的回归提出「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变」与「一国两制」的承诺，香港这五年来表面不变，但是无论政治或经济都已「中国化」，而中国化正是香港衰落的主要原因。以政治而言，香港主权移交前，固然尚未建立民主体制，但实行法治，人民拥有自由与人权，移交后，民主徒具形式，特首由八百人推选委员会产生，但得「报请」中央任命，中央还有任免权，因此首任特首董建华施政作为不孚人望，仍然能在江泽民的钦点下继续担任特首职务，无人敢与争锋。而且董建华更建立「高官问责制」，行政会议成员不再是终身职，必须随着特首任期同进退，同时特首可以随时要求去留，以强化行政长官的行政领导。而香港基本法更规定中国人大对基本法拥有最终解释权，媒体亦开始进行自我审查。如此一来，等于香港徒然挂着一国两制的招牌，行政、立法、司法与第四权的媒体都受制于中国中央有形或无形的控管。

　 以经济而言，香港回归后，经济发展与中国紧密挂钩，却难逃中国的磁吸作用，而日渐干枯。九七年之后，香港经济出现崩盘式的衰退，房地产五年来跌幅高达五成以上，失业率由二点二％窜升到七点四％。更严重的是，香港经济主要以服务业为主，但是现在香港人周休二日假期，往往大排长龙到内地的深圳、罗湖等地渡假消费，甚至到内地置产，这种消费内地化的现象，严重打击了香港的内需产业，使香港百业萧条，商店纷纷面临倒闭的命运。台湾部分人士认为三通是利多，极力鼓吹开放中国观光客，以振兴观光产业，但是以香港为例，中国到香港的观光客，固然增加到每年三、四百万人次，但是同一时期，香港前往内地旅游的人数却已由九七年的三千三百万人次，增加到二○○一年的五千二百万人次，亦即五年来增加约二千万人次。以香港为鉴，那些以为三通可以增加中国观光客的人，忽略了中国观光客即使一年可以增加一百万人次，但台湾人赴中国的人数可能数倍于此。届时钱往哪里流，三通对哪一方有利，答案不是很清楚了？

　 九七前夕，美国财星杂志曾预言「香港之死」，「死亡」所指的当然不是外在形体，而是内在的精神与制度。证诸五年来香港的发展，纵然不能断言香港已死，但其向下沈沦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未回归之前，香港经常有示威抗议事件，如今示威抗议却成了对体制挑战的英勇行为，这绝不是统治者的荣耀，而是自由与人权的倒退。法轮功学员所遭到的粗暴待遇，更凸显出香港政经衰退的事实。失败至此的一国两制实验，中国竟妄想套用在台湾人民身上，替台湾人民决定未来，真是可笑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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