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问题笼罩着江泽民主席的访问，也规范了访问的气氛。

记者问到德国外交部要消除对华事务的“外交矜持”时，坡普说，据我回忆，外交部方面，凡是跟部长、跟我有关的事务，我们始终都是直言不讳的。还有一个针对国家指定的“法治国家对话”也是跟联邦总理协商约定了的。内容上包含很多法律问题。此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对话机会，利用这些机会时我只觉得履行职责的时间太短促。至少欧洲联盟与中国之间的人权对话是紧锣密鼓进行着的。

记者问到这些机会是否已经被充分利用，坡普说，结果当然不能令人满意。我们跟中国进行这类讨论已经好几年了。题目总是原来的那几个我们不断涉及的问题：滥用死刑，行政拘留，宗教压迫，对西藏人和新疆人的镇压。结果是了无成效。多年对话的唯一一点结果是中方的对话意愿明显地升高了。而早先的每一次他们都是尝试，硬说人权问题纯粹属于西方的设想，借此来抗拒人权议题。

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所以所有的可能性都受到限制。人民共和国根本就不是民主，而且从来也没有意向要按照我们所设想的那样要实行民主。只要情况还是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如此空转。这样当然不会令我们满意。记者问到，有没有向中国方面做过一点让步？坡普说，我当然不会这样向总理建议。作为外交部人权专员我期待着要说的是，人权问题争议不休，此刻江泽民访问柏林也是如此。外交部长费舍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确重申这类问题。当然人们也可以质疑，是否一定要公开这样做。看法是众说纷纭。我相信，两方面的事情都要 做。一方面继续强化对话，其中例如涉及释放政治犯问题，可以作个案处理，这样做，近年来往往在多宗案件中是成功的。另一方面，公开而直言不讳的批评，就像费舍两个星期以前在日内瓦直接针对中国的讲话那样，也是必要的。记者问他，是否有信心“水滴石穿”。坡普说有。只是不满足。我仍将继续不断地明确地重申人权。如果我们面对中国已经习惯保持沉默，那么什么都不会改变。如果我们不断地儆戒中国人，不断地跟他们针锋相对，他们终将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