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法恶习」

大庆、辽阳、抚顺等地一万、三万、五万工人罢工、示威、卧轨绝不是出于「抗法恶习」，是他们实在没活路；辽阳一年半不发一分钱；大庆一万多元人民币买断工龄；已苦熬过久。

同样香港POOW电讯业巨头盈科公司再度裁员858人，工会发起申斥大会，若出于「抗法恶习」，许多人绝不会泣不成声……

霍英东先生公开控诉广东政府要他上缴70%收入，也不是以「抗法恶习」反中，给中央政府抹黑，是他实在无奈抵御流氓式法制对人权、财产权的侵犯。

刘慧卿、何俊仁、李卓人等10名立法委员在香港市中心中环天星码头抗议董建华联任更不是「抗法恶习」，绝食30小时绝不是私利拼凑，寻衅搅局反中乱港，他们无力抵制江泽民钦定特首假民主，无力捍卫一国两制，只要求香港尽快实现「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摆脱控制，真正实践特区自治。

关于「狗识红灯」

要求公民向香港的狗看齐，看到红灯，条件反射般盲从，驯服于中央政府权力，其实大陆公民早已做到，远远超过尚遗留有「抗法恶习」的香港公民。

1989·6·4 坦克一轧，天安门不见一人抗议，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血迹洗得干干净净，公民个个做检查批判反动动乱，市民烧纸哀哭亡灵只嚎啕了半夜，立即鸦雀无声，绝不敢继承、学习中共1949年以前颠覆中央政府的抗法恶习。

罗隆基、张伯钧、章刀器、储安平等先生，并未敢抗法，个个有法必依，响应中央政府整风要求，批判中共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导致知识分子中打出55万右派(中共说实际上是反革命)，这些民主斗士个个低头认罪，深刻检查阶级根源，尽皆老老实实服从群众监督改造或劳动教养，有的在煤矿累昏过去，第二天照常劳动。

大陆城市工人一直是全世界最贱的劳动力，让下岗就下岗，上海北京等地夫妻下岗分文断绝者全家服毒自杀，外省如江西等地下岗每月只发90元人民币生活费，合10美元，北京工人说「凑合著活吧」，东北许多工厂贱卖，工人没处领钱，严冬几年停止供暖，全家挨冻，有不识红灯者挺而走险，尽皆严打，命不如港狗。实在逼急了，抚顺煤矿工人万人去卧轨，辽阳三万工人忍不住饿，只敢街头去讨饭，最终实在对不起中央政府：还是犯了「抗法恶习」。

农民年年交公粮，打白条不给钱，也得守法，干部乱摊派各种杂费，也得守法，实在活不下去，跳塘。饿死事小，抗法事大。仅湖南、江西「个别」几万不良刁民居心叵测，抗法暴动。

何清连女士在美国哈佛大学作学术讲演，有的人提问说：「为了大中华经济发展，需要牺牲一代少女，需要淘汰几亿落伍者」

就是说向香港的狗一样条件反射般地服从政府权力，还不够，几百万工农女儿卖淫为娼年创造上亿价值还不够，还要牺牲一代少女，还要淘汰不肯男盗女娼的家长父母们。

对于6·4 血案，高干子弟当时就说：「狗崽子们想翻天，没门！」老革命王震说：「学生要变天，拿6千万颗人头来换！」

今天有的大陆留学生说：「只要中国强大，打死千把人算什么，我家文革中就死过人。」可怕的铺天盖地而来的社会思潮。

也通过吴酩一帮钦差灌输港人。文革中乱棍打死的几百万地主富农全家老幼，批斗死的走资派、右派反革命，世界廿五届乒乓冠军容国团，名伶周信芳夫妇，学者傅雷等千百反动权威，他们都不是人，不在人权范围，是牛鬼蛇神，应该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他们不如「狗识红灯」，身上有「抗法恶习」的遗传基因。

列宁说过「工人不会自发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从外面灌输」，吴酩先生深得江泽民「与时具进」精髓，不称牛鬼蛇神改称「异类」、「做人乏了味的」、「降格为狗」、「狗党」、「狐朋」、「这帮丑类」、「翻跟斗耍把戏乞食的猴儿」、「牛假狗威」、「毛仗狗势」，总之，不是人不配享受人权，这种「对阶级敌人要象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阶级斗争语言，港人已渐习惯，不觉刺耳，其实极权区别于民主就在于把人不当人，希特勒把一部份人类叫「犹太狗」，文革中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大中学生被称「狗崽子」。

大陆公安抓捕基督教呼喊派女生，电击乳、阴，扒光上衣教训说「你们还是人吗？你们不配当人，就不把你们当人，不跟你们讲人权！」、「不叫强奸，就是要整死你们！」(见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文件)

大陆民族主义愤怒青年在网上猛贴「登陆把台湾人杀光，不是民进党员的也一个不留，移民过去占领土地」，「对小燕子要割去乳房，轮奸三代！」(因赵微广告服装很像太阳旗)

这些气势汹汹的「狗识红灯主义者」要派兵到欧洲打仗支援米洛舍维奇的，叫嚣武力攻台的，为了强国要牺牲一代少女的，没有一个送儿子上前线，送女儿去卖淫的，正如何清连女士所说：「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牺牲多数服从少数在江核心手中完成了中共「少数服从多数」的一大转变。

但吴酩先生忘了自己也属于人类，忘了「共产党对自己人最狠」，国家主席刘少奇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成了「异类」，受到生不如死的残酷折磨。

关于「哲学道理」

吴酩先生不断讲哲学道理、客观规律给港人洗脑，限于用阶级斗争的棍子打人，却隐瞒真正的客观规律。

1、他看到的上千各界名人欢庆董连任，反董大联盟凄凄惨状正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与哲学道理，即共产党讲的矛盾统一，一国两制与一国一制两个对立面的斗争，此消彼长，反共刊物大批变成亲共，舆论倒向一中，模糊两制，选委会向人大看齐，董特首向江核心终身制看齐，「号称人权的民主斗士」被整肃、孤立得惨兮兮，这其中正有吴酩的汗马功劳。此人洗脑功力在文痞姚文元之上，心术险恶不让狗头军师张春桥，可惜屈才，未遇江青，未能晋身海派帮，只派作无名寡利的驻港钦差。

2、其次吴酩看到的「出口下滑、转口减少、楼价连跌、股市低迷、零售疲软、失业率攀高」、「香港最缺信心」，以及吴先生提到的「香港本年度预算赤字660亿，一年几百亿元窟窿，3000亿财政积累七年会耗尽，以后会长期负债，20年后负债2万6千亿」。

这正是客观规律，共产党讲的哲学道理：一国两制从量变到质变逐渐名存实亡的经济表现。梁锦松已宣布公务员减薪4·75%，这刚刚开始。

所以吴酩先生提倡「失败文化」。

吴先生自己也看到「跨国公司最看重香港什么？就是最自由」。华尔街日报一针见血地指出：「香港成功的奥秘在于让公民发挥创造才能，不受政府干预」而吴先生对香港人权自由之所为正南辕北辄。

3、最后一条哲学道理是肯定、否定规律，即事物依内部两个对立面的斗争向相反方向转化，现存香港正负与强弱两方面势力中，力争维持港人权利，民望压倒董先生的陈太被挤出局，内阁青一色亲共，中央政府要香港向哪方转化，吴酩先生在做何种努力，自己最明白。

关于「流氓政府」

大庆、辽阳、抚顺等十万罢工示威工人对自己工人阶级的政党喊出「流氓政府」，这实在是积五十年经验之深知。二月份北京人民大会堂职工抗议半数下岗，十几个支部书记带头，以病假、事假名义全员罢工达两周，政府忙抓军队服务人员顶替，江派朱总理出面好言相劝，答应条件，停止罢工，然后「抗法恶习」者外调军队部门，这些带头的十几个支部书记下场明白人洞若观火。

辽阳罢工者要求放人，政府不承认捕获领头人姚福信。此人只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因为会收拾得不成人样，不能曝光，政府怕露馅。

2001年江西两万农民暴动，深知流氓政府运作模式，内定纪律：「举报领头人者，灭他家三代！」这实在是不敢有「抗法恶习」的可怜农民，不得已学来的阶级斗争之残酷。

当然港、台人民离这种处境尚待时日，看大陆中共暴行如隔窗观赏风暴，但《反颠覆法》即将在中央政府压力下出笼，按《中国刑法论》，张贴、散发标语、传单，撰写印发文章、刊物，以至用电脑发表言论，全入煽动罪，书面、口头皆可以言入罪。根据列宁法典：「言论就是行动！」

港人黎广强运送新约圣经到大陆，被搜察，犯了「偷运」「邪教材料」罪，要与呼喊教派五人犯「传邪教」罪者同样判死刑，港负责官员叶淑仪只管保护发型不管营救，在美国呼吁下，又改黎一人为两年徒刑而释放，随意发落，人命如蚁。港人尚未感恐怖，待身份卡普遍实行，政府监控如影随形。富人惹不起躲得起，但会如套牢股票并被公安严控出境，可怜市民只能「狗识红灯」，「抗法恶习」戒尽，一国两制寿终正寝，该尝到流氓政府手段，和大陆一般无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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