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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朱瑞祥是我的湖南邵阳老乡，也是老同学。1989年他在邵阳市电台做编辑时，就卷入了新闻界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失败后，我首先被关押在邵阳市收审所。记得有一天，电视台记者来拍摄预审我这个“反革命”的镜头，以教育邵阳广大人民群众，朱瑞祥居然有能耐跟随他们进了戒备森严的收审所。当著别人的面，他只对我说了一句：“多保重！”然后听见他和收审所干警说话，问是否可以给我优待，让我住条件好一点的监室，那个干警回答说不行。我只能在那个炎热的夏天，和一群刑事女犯挤著睡在一个通铺上。 出狱那年，朱瑞祥又到我家来看望我，他惊讶我的精神状态还不错。谈起我的判刑入狱，他说许多人都不解：茉莉一个不懂政治的女人，怎么突然就成了小有名气的政治犯。我开玩笑说，这是社会主义监狱的优越性，它们能把一个普通女人制造成真正的政治犯。 没想到十二年之后的今天，竟然轮到朱瑞祥当政治犯、坐上社会主义监狱了。他被判的刑期和我的一样，也是三年，但罪名却比我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要吓人，居然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天啦！他的全部“罪行”，只是给12个朋友转发了海外网刊《大参考》，这个“国家政权”就认为自己被“颠覆”了──《大参考》的威力太得出乎我们的想象之外！ 我一直认为当年我被判三年徒刑是“罪有应得”，一点也不冤枉。那时李鹏政权明明在北京宣布“镇压了反革命暴乱”，我还要傻乎乎地以身试法，去为北京的反革命暴乱“鸣冤叫屈”。这等于是送货上门，一些不愿看到女人坐牢的邵阳老乡，想保我也没法保。 但中共官方定下朱瑞祥的“罪行”，既冤枉又滑稽得可笑──他们竟然把海外网刊《大参考》当做法律依据。十几年来，朱瑞祥先在广播电台工作之余当兼职律师，后来又任律师事务所主任，其法律知识的合格程度是经过考试的。这次在法庭上，他为自己辩护说，自己不知道《大参考》已被中国政府定性为“敌对刊物”，因此，尽管他在客观上实施了利用互联网传播海外邮件的行为，但主观上不具有煽动推翻中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故意。按照中国刑法，没有“主观故意”就不构成这一类犯罪。 这个辩护理由是非常正当充足的，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在国内任何媒体、任何公开法律文件上，向全国人民宣告：由美国李洪宽创办的那个《大参考》是敌对刊物，禁止阅读和传播，违者必究。不知者不能怪罪，没有明文立法，老百姓无从遵守，政府也就无权惩罚。但是曾经判我徒刑的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居然在朱瑞祥的刑事判决书（二零零一邵中刑初字第一一五号）中堂而皇之地写道： “经查，《大参考》的标题上明确标有‘专门散播各种受中共查禁的新闻和评论’，且该刊物攻击我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内容显而易见。因此，对上述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我真是为我们家乡的司法人员难过，他们怎么会糊涂到这种地步。即使要整治迫害朱瑞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必把《大参考》上的一句话搬出来做依据？李洪宽又不是中国最高立法院院长，他说他传播的那些新闻和评论是被查禁的，中国司法部门就真听他的，就能把他的话引用来给人判刑？ 朱瑞祥一案的荒谬之处还有，邵阳市中级人民检察院翻查朱瑞祥的电脑，把朱从未发表过的私人日记，拿出来作为根据，证明他有推翻共产党领导和颠覆国家政权的思想根源。这近乎文革时代的“腹诽罪”，完全是封建时代的“文字狱”了。 今天的中国司法部门倒行逆施，恢复文革做法，发展了罪刑擅断的封建法制传统，肆意扩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范围，严重侵犯公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朱瑞祥是中国司法逆流中的一个受害者，我建议国际法学界对这一荒谬案件进行研究。
2001年9月22日于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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