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知会议过程的中共干部透露，在会中所提出的西部大开发、世贸入会准备和干部队伍建设三大问题上，都出现了明显的分歧看法。江泽民某日在一座海滨亭台与中央和地方干部举行碰头会时说：「党必须想尽办法，在二、三十年内启动西部贫穷省、区的经济。」

　　开发西部莫衷一是

　当时他呼吁这些干部，学习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发加州和其他西部各州的经验。但无论是江泽民自己或是朱镕基等政治局其他成员，都对拟订这项艰钜任务的蓝图，没有十足的把握。

　个中的一项争议在于，中央是否应以增加财政帮补为主要手段，来重建西部地区？自党内领导班子去年年底举起西部开发的旗帜后，由贵州到青海各省、区的干部，都要求中央扩大财政拨付和补贴。此外，对于西藏和新疆等「民族地区」提供财政补助，也被认为是抑制藏独和疆独活动所不可或缺。

　然而出席北戴河会议的一名国务院专家透露，许多干部都认为，增加补贴只会强化地方对中央的依赖心理。

　这一名专家说：「有人指出，以往对西藏的补贴所能起到的开发作用很小，比如许多由北京拨付的资金，最后就被藏人捐献给了喇嘛庙。」

　朱镕基左右的幕僚主张，应要求营运状况较好而多半设在东部城市的国有企业前往西部投资，甚至将部分的业务向西搬迁。西部各省、区政府也提出，愿让上海和广州等城市的国企免费兼并当地国企。

　　　入会冲击国企兼并　

　但据报出席北戴河会议的沿海省、区干部表示，其境内的企业负责人对此兴趣缺缺。他们举例说明，东部国企在西部的经营如何因为当地干部严重腐败等问题而蒙受大笔亏损。在此保留态度下，北京中央迄未订定强制政策来要求东部国企向西发展。

　有一些立场超前的经济学家在北戴河会议的外围讨论中提出一种构想，即「把西部几个城市转变为中国式的拉斯维加斯」。但一些比较保守的干部则提醒这些学者，赌博和其他「颓废」的商业活动，会与江泽民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立场背道而驰。

　朱镕基在会议期间，曾主持一些和「入世」问题相关的碰头会议，并听取省、部级负责人报告，各该单位如何因应入世后的外来竞争冲击。

　据悉朱镕基在这些讨论中，提出了两个主要作法。其一是国企应该加快兼并的步伐，以形成「世界级的企业集团」，来迎接跨国企业的挑战。其二，中央和省、区当局应促进各经济部门的内部竞争，包括电信等敏感行业在内，并遏制地方保护主义。

　　　人才拔擢标准不一　

　对于近来在大陆发生的由彩电到汽车的价格大战，朱镕基大致表示支持。他指责包括四川在内的个别省、区，以隐藏式的补贴和抵制外省产品的政策，来为境内经营效益低落的国企撑腰。

　然而熟悉相关论证的消息人士也指出，有些与会干部私下表示，中共在「入世」之后，应暂缓让跨国企业入境数年，以使国企得有余裕来壮大力量。这些干部宣称，过早遭遇激烈竞争会降低国企获利、耗损国企生机、并使其无法专注在研究发展等长期目标上。

　由于组织问题直接关系到主要派系和领导人物的政治浮沉，因此干部年轻化问题在北戴河会中引起了最热烈的讨论，包括党应在二○○二年十六大上提升何种干部。

　江泽民及其手下人马曾庆红等人强调的标准是政治可靠，而江的幕僚们说，可靠与否的鉴定标准，则在于干部们对江泽民有关党建和技术革命等问题的论述理解到何种程度。

　至于朱镕基等党内温和派则指出，选拔跨世纪干部的标准，应更侧重以往政绩和在改革方面的表现。

　江派以外的政治人物认为，类似曾庆红和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等，可望在十六大上获江泽民拔升的政治新星，其冒升的原因在受惠于江泽民，而不是具体的改革建树。

　　　江权力欲引起质疑　

　江泽民在北戴河期间，曾对左右重申，他会坚持先前的决定，在二○○二年和二○○三年先后交出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职位。这固然受到与会干部的大致欢迎，但他的幕僚同时又开始征询各路人马对江泽民留任中央军委主席到二○○七年中共十七大的意见。

　这些幕僚举出了两个理由，来说明江泽民应该保留军队领导职位的原因。首先是，台湾问题需要有经验的领导人处理，这方面可能必须采取某些军事行动；其次是，唯有借助江泽民的地位，才能确保日益独断的新一代军队干部恪遵「党指挥枪」的原则。

　具有足够级别可在党内会议中批评江泽民的领导人们，此次并未出席北戴河会议；然而据了解，倾向改革的干部们对于江泽民的权力欲望，仍表示了保留态度。
　由于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在讨论经济发展和组织问题所花费的时间，超出了预期，因此使得台湾问题未能在会中详细讨论。然而消息人士透露，会中仍就台湾问题达成了大致的共识，即目前并无有效手段迫使台湾新领导人在「一个中国」等问题上让步，因此，这些棘手问题将留待明年再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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