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半月以后，我又到一个比较特殊的MBA班讲学。说这个班特殊，是因为这个班的学员们身份比较特殊，大都属于“成功人士”之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成功人士”主要是经济精英，中国知识界大都将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他们身上。

　　据介绍，这个班是欧共体与上海一著名大学联合办的。学员来源有三类：一是政府部门的干部，学费收35000元；二是国营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学费60000元；第三类是民营企业家，学费18万元。学员们属于前年报纸上猛炒的那类开着“奔驰”之类进学校的“老板”，其住宿条件当然与一般学员们大不相同。我问他们，为什么花这么大的代价进这个学员班？他们的答复倒也直截了当：一是觉得这个班的名声好，讲起来“牛皮”；二是可以在这里结交一批精英，这个班的学员，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有用的社会关系网络。

　　我想起西方一些石油大亨、王公贵族们将自己年幼的子女们送进一些著名的私立学校念书，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子女们将来长大成人后有一个现成的同学关系网利用。

　　这类成功人士在深圳我曾见过好些，大都属于这种类型：受过一定教育，平时也读些书，从伟人传记、世界名著到网络，基本也都在他们视野之内。经济管理类书籍是阅读重点。个别特别爱读书的人还知晓当前中国学术界的当红学者是哪些人。他们的家庭出身不一，既有出身于一般城市平民（包括小知识分子）家庭，也有出身于中、小干部家庭，还有个别出身于农村的。不过，他们现在的政治态度似乎与家庭出身关系不大，主要由他们目前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决定。

　　我讲课的内容是分析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及近中期走势。虽然部分“新左派”因为我不提倡“革命”，早已义愤填膺地将我踢出了“工人阶级与下层人民代言人”的队伍──其实我本来就不敢以“人民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因为没有任何工农群体通过一定的选举形式将这一桂冠赠送给我──但在这类成功人士眼里，我确实是与他们的主张很不一致。两天的接触过程中，负责接待的一位MBA学员，某民营大公司的总经理L先生，就不断与我谈到他们与我之间的分歧。因为不是第一次接触这类成功人，我倒是更愿意听他们多谈谈看法。那位负责接待的L先生说话之前总是以“我这个想法你肯定不赞成”、“我这个说法你肯定要反对”作为导语，听到后来我只得声明：“我的想法你们可能从文章里面也知道了，请别先假设我会反对你的想法。我想多听听你们谈自己的想法”。

　　来听课的人基本上都属于成功人士。由于是分析中国近期经济走势，我逐一就八十年代以来发生的许多问题进行分析以后，不少前来听课的人士纷纷就演讲内容问了一些问题。那些提问我大多已记不清了，只有一位先生反复陈述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他问的是我认为中国需不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我的回答是：“中国的改革现在进入了一个瓶颈，所有的问题虽然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其根源却深植于非经济领域。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加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将进入死胡同。历史上大规模的社会变迁都是都包含三方面内容，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改革，以财产所有权为核心的财产所有权变迁，意识形态的变迁。我们二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仅仅只是社会变迁的一个方面。”这位先生听后很明确地表达了他的看法，认为中国目前无论是经济形势还是社会安定团结方面都很不错，虽然有些问题，但总体来看，经济体制改革很有成效。最后他总结说：“我认为，中国至少十五年内不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苏联东欧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前车之鉴，如果现在搞政治体制改革，一旦失控，像苏联东欧那样发生社会动乱怎么办？”我当时是半开玩笑地说：“你为什么不要求五十年内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啊？那时候咱们都不在了，不是什么风险都不用担了吗？”听众们哈哈大笑。

　　L先生约好第二天晚上请我吃饭，还有几位在大企业任职的经理想一起聊聊。我告诉他，还有两位朋友Z先生与X先生将来看我，不知能否安排出时间吃饭。L先生表示对这两位先生亦慕名已久，能否请他们一起谈谈？我于是大包大揽地代两位朋友答应下来。第二天下午Z、X二位来宾馆看我，聊了一阵天以后，我代L先生发出邀请，并说晚上我们要尽量少说话，听听他们谈什么，可能更能帮助我们了解中上阶层的政治态度与社会参与意识。他们也觉得此主意甚好，于是答应下来。当天晚上来了四位“老板”，两位是民营企业老板，两位是国有企业的经理，即所谓“假老板”。这些人素质都不低，见识谈吐都属于九十年代崛起的、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代知识型企业家。

　　一位国营企业老板侃侃而谈。他说，国有企业现在的情况大家都知道，说是保卫国有资产不流失，其实没用，目前正在加剧流失，剩下的也没多少好资产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国有资产就会什么也不剩。还不如现在瓜分掉，集中到一些能者手里，说不定还可以干点事情。我对他说，问题不在于分不分家，而在于按什么原则瓜分国有资产？并确定哪些人有资格参加瓜分？这位先生的回答很坦率：知道的人就参加分配，不知道的人就不参加分配。我请他解释，所谓“知道的人”是不是指有权力者？如果是，那么“不知道”的人怎么办？这位先生坦然答道：“‘知道的人’就是有权力参与瓜分的人。‘不知道的人’就是指没有权力参与瓜分的人。不过有些‘不知道的人’，只要叫得凶一点，也多少分一点给他们堵住嘴巴。”

　　另一位就是前一天晚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至少十五年内不要提上日程的先生，他是一个巨型国有企业的党委副书记，年纪大概也就在四十岁左右，仕途远大。因为Z、X两位没有听到这位先生发表看法，于是我请他详细谈谈他的见解。这一次他除了谈了政治体制改革会带来苏东国家那种巨大的社会冲击，使我国陷入政治高度不稳定之外，还陈述了中国现在不适宜实行民主政治的种种理由，最主要的理由是中国民众素质很低，给了权力也不会用。中国的传媒确实需要管制，我们与西方的国情不一样，如果在中国这样的国度实行西方国家那种新闻自由，岂不乱套了吗？总之，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非常好，不需要进行深层改革，一旦改革，只会更乱。因为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且看过不少书的人，谈的过程中还要引经据典，其理由之充分，让我们三人听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L先生最善谈，而且一套一套。他先根据他的亲身经历，谈了一个“一把手不贪污”理论。他说，凡是他所到过的所有地方，一把手是不贪污的，因为这些人有责任心，这个地方是他的；犯错误的全是二把手以下的官员。然后列举了他所见到过的清官，如某县委书记是如何清廉且勤政爱民，而他在那里做成的任何生意，都是真本事干出来的，没花一分钱用在行贿上面。列举完种种事实后，他直接批评说我的《现代化的陷阱》那部书太偏激，将官员们讲得太坏了，“其实还是有不少清廉勤政的好官，我所接触到的官员，大多都是这类官员。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来路干净，与贪污受贿不沾半点边。我敢起誓，我的第一桶金，还有后来的每一桶金都是干净的。”

　　接着他谈到对江泽民主席的评价。L先生说，他观察了江主席十几年，发现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不露声色就干出了许多了不起的大事。比如最近江泽民主席提出的“三个代表”，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创新。

　　正好这个话题是下午我们三人在聊天时触及过的，X先生曾谈到他最近在研究“三个代表”理论，在网上下载了400多篇有关文章，正在仔细研究其中蕴含的微言大义。听L先生谈到这里，我们一下来了精神，请他说说，他认为的了不起之处在哪里？

　　L先生不紧不慢地为我们条陈缕析：“所谓‘三个代表’，下的定义共三层，一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二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三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这三个当中，最后一个是虚的，都谈了几十年，什么时候拿出来讲什么时候都落不到实处，但有道德作用。只有前两个才是实在的。那么，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我们！谁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也是我们！别说下岗工人，就是工人又怎么着？他们绝对不是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代表。说白了一句话，谁牛皮，就代表谁呗。”

　　我提醒X先生注意听：“这比你找出来的400多篇文章所谈的要生动得多吧？”X其实无需我提醒，正在非常专注地听L先生谈他的见解。

　　然后，L先生话锋一转：“何老师，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反对黄色经济？农村的女孩子长大了没事干，就应该让她们到城里来，反正在乡下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来城里找条路。这样讲，我知道你肯定要反对，但我谈谈好处，你看看有没有道理。一个农村女孩子到城里从事‘三陪’，假如她有三个弟弟，那么她挣到的钱，可以供一个弟弟去学会计，一个弟弟学法律，还有一个学金融。就算她没有弟兄要去读书，至少也可以提高她家里的购买力。农村家庭提高购买力之后，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城市里的库存物质就可以送到农村里去，这样就可以带动城市的生产，提高工人的工资，然后提高城市人口的购买力，整个经济不就这样兴旺起来了吗？发展经济讲道德是没有用的，越南提出牺牲一代少女，其实发展中国家都应该走这条路。你看泰国不就是这样发达起来了吗？”

　　我无话可说。确切地说，是根本不想说什么。他描绘的一个“三陪女”供三个弟弟上大学这故事，我看过一篇有这类情节的台湾短篇小说，那女孩后来人老珠黄，一身无法治愈的病，衣食无着。而已跻身于“中产阶级”行列的弟弟们，没有一个愿意认她，相反都认为她丢了他们的脸，让家族因她而蒙羞，对她又恨又讨厌。这个故事阐明的价值观在中国文化里有普遍性。但我却一直认为牺牲个体利益去换取另一些人的发展，谈起来堂堂皇皇，但肯定忽视了被牺牲者的尊严与人生，里面蕴含的不公平很少有人去思索。这在按人群计算价值的中国可能行得通，但在珍视个体生命的西方文化里肯定不被接受。因为那里的生命价值是按照“大数原则”计算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个体生命对社会来说也许不重要，但对个人来说，却是百分之百地珍贵。

　　至于“牺牲一代少女发展经济”这理论，我知道不是L先生的创新，肯定是他这两天提到过的某几位少壮派经济学家们介绍的东南亚地区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虽然他们从来就未曾撰文系统谈过这些观点，但许多人却私下听他们谈过。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从来不喜欢与人争论，记得加尔布雷斯说过，有一万个经济学家，就有一万种经济理论。这也算是转型期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创新吧？

　　十一点多钟时，谈话也尽了兴。我们出门等车那一刻，我对Z、X两位朋友说，听听挺有收获吧？两位还多少有点不理解：中国的中产阶级为什么会不要民主？为什么不想深化改革？

　　我说，这点比较简单，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产生原因与英国法国不一样，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几乎是完全是附着在这体制上，他们与体制的关系，就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这个体制，也就没有了中国的中产阶级。这个体制消亡，他们也就没有存活的可能。这个体制存活得越长，对他们来说获取的利益也将越大。

　　作为一位学者，我深感自己在改造社会方面的无能。但我始终认为，能够尽最大努力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认真倾听时代的各种声音，并将那个时代的“常识”揭橥于世，也算是学者一种难得的荣幸。

　　我至少可以告慰自己，在时代的大变革当中，我没有对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对世界说过假话。

　　写于2000年10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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