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在聲明發表前夕，律政司表明，放棄檢控參與四．二○遊行的學生，但對六．二六事件則仍未作最後決定。在民意壓力及輿論譁然的情況下，政府顯然進退失據。這邊廂想拿學生開刀，殺一儆百，力求「穩定壓倒一切」；但那邊廂又怕被指政治迫害，侵害人權，損害香港國際形象。筆者在八十年代初念中大，當時曾參與學生會的工作。記得當時正值中英兩國爲收回香港主權爭吵不休，戴卓爾夫人往北京談判，仍說「港人治港」不可行，我們一班同學便到機場示威認爲「港人治港可行」。

傷了知識分子感情

當時香港仍是英國的殖民地，我們的行動可算是對英國的大不敬，我們反殖民主義亦沒有受到任何拘控。我想不出有甚麼理由在「迴歸祖國、港人治港」之下，特區政府容不下少數青年學生異議的聲音。筆者是上述聲明聯署人之一。聯署非常成功，能在數日內動員三百多人蔘與，而且最可貴的是包括了不同年代學運的參與者，老中青代子均積極響應。聯署者中更有不少是商界及專業人士，這些朋友過去一段時間已經很少高調地對公衆發表政治意見，但今次亦義無反顧參與聯署，可見港府今次選擇性拘控學生的行動，已激起了很多中產階級的強烈不滿。套用國內的術語，今次政府的行動嚴重地傷害了知識分子的感情。一個沒有英雄的年代是一個可悲的年代，一個需要英雄的年代是一個可悲的年代。一個迫人做英雄的年代是一個更可悲的年代。我們常說現今的大學生偏重物質主義，只顧自己的利益，而忽略大學生作爲社會良知的責任。這是一個沒有英雄的年代，也是一個可悲的年代。

學生關心他人利益

但我們看到在居港權事件中，在民調事件中，香港部分學生不是隻重自己的利益，反而關心少數新來港人士的權益，反而可以在大學中維護正義，維護學術自由站在先鋒的位置上，正直不阿，令我們這些爲保飯碗而終日忙碌的老師汗顏。這是一個需要英雄的時代，也是一個更可悲的年代。其實幹過學運的人都知道，在搞學運時誰想被捕？誰會願意父母爲自己擔心？誰不想能有一張安安靜靜的書桌安心讀好書。只因對家事國事的關切，只因社會大衆的盲目，只因政府的不仁，才被迫走上抗爭的第一線。現時學生被拘控，進一步用最直接的公民抗命作抗爭，被迫充當英雄，這是一個十分可悲的年代。
--摘自蘋果日報(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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