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 几周来，中国经济的困境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尽管来自不同角度和背景的报道和评论都占据了重要的版面，但真正有深度的文字并不多。为甚么会这样呢？一方面，是大家都意识到了长达四十年的中国“经济奇迹”终结，毕竟是一个大事件，而我们正处在见证这个历史事件的重大时刻。在这个时刻，媒体不能不说点甚么，但其实又很难说出有份量的东西，不是无关痛痒，就是大而空。
无关痛痒的代表作，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专栏上发表的评论，题目是“中国的经济危机有多可怕？”基本意思就是中国经济危机伤害不了美国经济。读者容易想到的是，既然如此，拜登为甚么要说中国是“定时炸弹”呢？我相信克鲁格曼的答复一定是经济学家常用的逻辑，那就是“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结论成立。问题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转折时刻，这种议论有多少意义呢？大而空的代表是《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综合报道，“中国40年的经济繁荣已经结束，接下来会发生甚么？” 文章以权威的姿态，罗列了中国经济病入膏肓的基本症状，强化了这样一个大家都已经做出的判断，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已经失灵，然后，文章像读者一样，提出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这两种议论，其实都回避了一个当下许多读者更为关心的问题，那就是人口和经济规模如此庞大的中国，以灾难的方式结束了长达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对世界意味著甚么？拜登的政治直觉是对的，这将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因为谁也不可能“一切照旧”地做生意、过日子了。
那么，中国经济的这场灾难，将如何改变世界呢？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正如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会有全球效应一样，由这种增长模式带来的各种严重的负面后果，也会产生很大的全球效应，关键就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超大规模”产生的效应。比如说，以中国的超大规模，支持了四十年高速增长的一个基本体制，就是沿海和大城市高度依赖外地劳工，从而造成一种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严重不足且无法问责的体制。虽然发达国家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也有类似问题，但其规模和复杂性完全不可比，由此带来的严重的社会治理和道德难题究竟如何解？中国的权力和知识精英并没有系统的研考，更没有可行的方案。多年来一种自欺欺人的理论就是，只要能保增长，不断把饼做大，就不愁车到山前没有路。
而事实是，习近平当权十年，中国不但没有找到出路，反而把经济搞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个困境，全世界现在都看到了。有人寄希望于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么大的世界，这么多的中国人，还愁没人给面子和活路？这是习近平的支持者们为自己辩护最理直气壮的逻辑，而正是这样种面对世界的态度，主导了中国主流精英，也主导了庞大底层民众的思维和行为。近日北京当局拿日本核电站排水问题大做文章，各地闹剧连连、丑态百出。倘若这场经济灾难也无法让中国人清醒，中国问题自然会演变成世界问题。当世界不得不像百年前庚子拳乱时那样，深度卷入解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层问题时，中国的经济灾难也就必然会改变世界，原因还是那个“超大规模”。△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