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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18日 分享: Facebook Google+ LinkedIn StumbleUpon Pinterest Email 打印机版
 
 
动人心弦的故事:北京的美国孤儿(多图)
 
岳芸、林帆
 

一个中共统治下的真实故事

【人民报消息】编者按:纽约出生,北京成长;历经浩劫,幸运返国;周游世界,寄情管寸。

这就是一个美国女子超过半世纪的人生轨迹。

她用自己顽强的生命折射出一段令人心碎的历史,演绎了一曲引人深思的悲歌。

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伟大与渺小、尊严与屈辱,一切在六十年的人生舞台上匆匆上演……

遭遇文革磨难的美国孤儿


在新疆兵团时的韩秀
文革开始了,学校大字报隐晦地指出该校隐藏着一个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特嫌”。情况不妙,韩秀咬牙亡命新疆,一待九年,住在潮湿的地窝子里,吃着盐水煮白菜,啃着窝头,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着离开。…

1948年9月,一艘美国的军舰行驶在茫茫的太平洋上。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手牵着儿子John和一个两岁的小女孩Teresa站在甲板上,眺望着远方。他们从纽约出发,前往上海,希望劝说在那里做传教士的父母赶快离开充满危险与动荡的中国。在中国大陆,中共军队在苏俄的帮助下,正在中国东北的战场上和政府军激烈争夺。

战火中上海投亲

这个两岁的小女孩Teresa,是受一位中国女子的托付,送到上海交给从未谋面的外婆。


韩秀不到两岁(右一)
在纽约的照片。
对于Teresa的未来,他们心中并不乐观。在登船前,他们就知道那个中国女子并不在乎她的两岁女儿,只想尽早甩脱这个包袱;而Teresa的外婆是否还会留在战火中的上海,等待自己的小外孙女,他们更没有把握。

船到码头。终于,在混乱的人群中,他们找到了Teresa的外婆。她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个满头卷发的小外孙女。她看起来是位极有教养又很沉稳的女士。那对美国夫妇放了心。

直到上中学后,Teresa韩秀才从外婆那里知道,自己出生在纽约,父亲韩恩(Willie Hanen)是一位高大、英挺的美国外交武官。1943至1945年,他曾被派驻重庆,协助中国抗日。母亲是留美的中国学生。父亲只在纽约的医院中匆匆看过她一眼,之后母亲便和他离异。而在中共即将取得大陆政权之前,韩秀外婆原本要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却为了要等她,而留在了上海,于是一生再不能离开……

“此生不宜录取”

生就一副洋娃娃脸与满头卷发,可是无论韩秀多么清秀可爱,多么懂事有礼,多么出类拔萃,她依然不可能被那个社会所接受。韩秀说,在那个年代、那种环境,她一直是一个“外人”。还好,有外婆的细心呵护,让这个被当政者视为敌人的小孩儿,在可能的范围里健康的长大。出身大家闺秀、在日本帝国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的外婆,也给了她最早的传统文化启蒙,《三字经》、《千字文》,并教导她基本的做人道理。


韩秀外祖母。
韩秀的外婆是位特别的女子。她三十几岁时先生就去世了,独自一人生活,她曾在交通银行和国民政府里做事,1949年以后定居在北京。当时中共当局人员就跟她讲:“你还可以出来做事呀!”可她说:“我是旧式的女人,一辈子只嫁一个男人,只给一个政府做事。”于是后来,她就靠祖传的修订善本书手艺为中国书店修书。

韩秀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北京度过的。从女十二中到北大附中,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然而家庭背景的阴影也一直伴随着她。外婆告诉她说:“好好念书,谁也拿你没办法。你得相信你自己,只要自己做对了,别人说什么,就只当没听见。”她牢牢地记住了。

转眼,她已经十七岁,即将高中毕业。优异的成绩,让她得到了北京市银质毕业奖章。报考志愿表上,她一口气填了八个志愿都是清华大学。老师觉得她疯了,特别是她的家庭出身并不好,能有大学上就不错了,怎有把握一定上清华?她觉得有道理,就修改了志愿表,加上了几所她原本看不上眼的学校。可是,录取单下来,却根本没有她的名字。一向宠爱她的数学老师特别到招生办公室去问,只见卷子被封着,上面盖着“此生不宜录取”的印章。


高中时期的17岁韩秀。
原来,她的考试卷连被批改的机会都没有。

真的没有希望了吗?校党委书记把她叫去,问她能否写一个声明,表示和她父亲断绝一切关系,划清界限,只要一、两百字就行,写了就可以让她上大学,不写就要马上去山西插队。十七岁的她,看了看书记,淡淡地说:“既然这样,我要早点回家了。我还没收拾行李。”说完便转身走了。于是,她成了第一批北京市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中学生。那是1964年。

谈到当年她为何能够有如此毅然决然的态度,韩秀说:“当时想的只是绝对不能背叛父亲。我很清楚地知道,父亲在中国的时候,就是1943年到1945年,那时候是美军在帮助中国,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都是站在一起抵抗日本,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

“绝对不能背叛”,多么简单的几个字。可是,在那个年代,又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

“面对一个不对的,但是非常强大、非常残暴,要来决定你一生命运的这么一个政权,那样柔弱的十七岁女孩子,到底要什么?那时候我觉得,只有守住我的原则,可以送我到乡下去,要怎么苦、受什么样的罪都不要紧,但是人不可以把自己心里头那块净土都丢出去了。”韩秀这样说道。

亡命天涯

1964年,在赫鲁晓夫下台与中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日子里,作为第一批“集体插队”试点人员的北京市中学生,韩秀和北京其他四十三名知青被下放到山西曲沃凤城公社临城(村)大队插队落户。这里是棉麦区,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

韩秀每天和农民们一起下地,后来又当了广播员及小学老师。她也赶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以及扫盲、送字上门这些活动。这段生活让她开始了解中国的农民。他们是那么纯朴、善良,特别是农村的妇女,她们的生活又是那样的艰难。乡村的种种陋习依然存在,但她们默默地忍受着一切,还能够活得很精神,很有生趣,非常有生命力。这让她由衷地赞佩。

然而,文革开始了,这相对的一点点平静也保不住了。北大聂元梓发表了攻击政府的大字报,毛泽东随后发表《炮打司令部》表示支持,矛头直指刘少奇。北京的红卫兵要冲到山西,把彭真老家窝藏的狗崽子揪出来。县里不断传来谁已被抓、某位自杀的消息。韩秀的学校也出现大字报,隐晦的指出该校隐藏着一个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特嫌”。情况显然不妙。听说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正在招人,韩秀咬咬牙,决定亡命新疆,碰碰运气,再苦也比坐以待毙要好。

如同一粒小小的种子,随着时代的风云,她又被吹到了茫茫戈壁。手握支边建设的路条,她被纳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八团五连,总部在接近塔克拉马干沙漠中心的麦盖提,而她的连队在巴楚。

南疆一待就是整整九年。那是一个异常偏远、艰苦的地方。风沙大的时候,人和人撞上,都看不清彼此的模样。别说走路,大风来时,人被吹得只能在地上爬。

住在潮湿的地窝子里,每天吃着盐水煮白菜,啃着窝头,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常让她腰痛欲断。但不论再苦再痛,她也得咬牙忍着。她说:“我自己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去,活着离开这个地方。这成了生活的全部目标。”

在那里,她和当地的维族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们说自己的祖先是从麦加以西来,而得知韩秀来自麦加以西更远的地方,他们自然产生了好感,被当成“自己人”。对当地人宗教信仰的尊重和流利的俄语,让她赢得维族人的信任。她也有了几个来学汉语的维族学生。

难以应付的倒是兵团内的人。文革开始后,运动一波接着一波,每个人都噤若寒蝉。虽然韩秀并没有被揪出来,但做个看客也不容易。一次,兵团召开批斗大会,台上血肉横飞,台下口号声声,真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坐在马扎上的韩秀实在看不下去了,想找个藉口遛出去。她的身体刚离开马扎,旁边的人马上大叫:“我可不会帮你拿凳子回去!”其实,那人是有意提醒在场的民兵有人要走。于是,就在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站直的时候,一个枪托狠狠地砸在她的后脑上。眼前一黑,她失去了知觉。等她苏醒过来,已经是三天以后了。她发现自己被人扔在茫茫戈壁滩上,大半个身体都被埋在沙子里。忍着伤痛,她一点点地爬出沙堆,一直爬回到营房。卫生员给她涂了些红药水,就了事了。那一枪托所造成的病痛,直到数十年后还一直折磨着她。

她说:“这九年中,我也目睹了很多非常有志气有思想的人被发配到这大漠边陲,很多人就葬身在戈壁滩上。”这段生活让她看清了中国社会,也看透了中共政权。

“只要它觉得你对什么事情有所怀疑的时候,它就要改造你,改造不了你,它就要消灭你。怎么消灭?就把你送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够苦,够累,也很容易死掉,这样在肉体上让你彻底地消亡。几十年,中共的手段没有任何改变,不只是针对知识分子,也是针对其他各个阶层。这种办法也似乎一直行之有效。”

下决心返回美国

1971年7月,一架在中国十分罕见的波音707飞机从新疆的天空掠过。在这架从西往东飞行的飞机上,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正在筹划如何与中国关系解冻。他当然不知道,在他飞机之下一万米的地面上,一位美国的孤儿正在苦苦挣扎。

自从上初中时,韩秀就从外婆那里知道了自己出生在纽约,是美国人。外婆也把她的出生证明和她的护照交给她自己保管,还有父亲的一张小照片。从那时起,她就想办法用一切机会了解美国──她的“祖国”。因为外婆的背景,家中往来的都是些文艺界、知识界名人,包括很多50年代回国的留美学者。从他们那里,她渐渐认识了西方文明,对于美国这个培养了大批中国科学家的国家也有了一定了解。在新疆的艰苦日子里,她利用做广播员的机会,也常常偷听“美国之音”。她隐约感觉到,回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韩秀未谋面父亲韩恩。
从1974年开始,各地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1976年的一天,忽然从邓小平办公室传来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此人不宜留在新疆”。这张纸条让韩秀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变化,她很快登上了返京的列车。当时她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晓得中美关系已经开始解冻,情况有所改善。

回到北京,她被分配在大集体工厂。这又给了她了解中国工人的机会,这也是群善良的百姓。他们生活在北京的社会底层,工资很少,家庭负担很重,住房条件也很差。上班的第一天晚上,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自家的老房子没啥问题,工人朋友的家中却都房倒屋塌。于是她主动替厂里年长的师傅们加班,让他们能回家照顾家人,收拾破瓦残垣。

书记对她的表现很满意,就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想要回文革时被抄家拿走的出生证明和美国护照。书记二话没说,帮她找到北京市公安局,居然顺利要回了这些在保险柜里躺了十年的档案。

紧接着,她又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希望确认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要求返国。这下可把外事科的人搞愣了。在1956年的华沙谈判中,中国再三强调:“没有一个美国人非自愿地留在中国大陆。”而现在居然有人要返国,这不是在扇中共自己的耳光吗?一段时间后,公安局领导的答覆下来了,结论是“无论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认为,你的档案已经过期、无效了。”

拿回自己的出生证明和美国护照后,她不死心。以她对美国的了解,美国是个非常尊重人权的国家,就是在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尸体他们都非要不可,何况她这么个大活人呢?骑着自行车,她直奔北京建国门使馆区。当时中美还未正式建交,但是尼克森访华后有一个美联处(美国驻京联络处),她要自己去闯闯看。

果然,在日坛公园的西南角,她一眼就看到了寒风中飘扬的美国国旗,也看清周围的武装警察、以及周围的各国大使馆。于是,她默默地回到家,开始她的“行动计划”。

闯关:“我是美国人!”

1977年2月21日,一个她永生难忘的日子。她身着自己专门做的时髦喇叭裤和紧身夹克,散开一头长发,迳自来到友谊商店西门。存了车,她像没事人一样,慢慢走向不远处的美联处。快接近时,她故意走向美联处对面的非洲某国大使馆。守门武警看着她笑,以为是哪个国家的使馆秘书走错了路。还没等武警开口,她猛然转身,向另外一侧的美联处冲过去。

她的脚刚踏上美联处的白线,一名武警已经端着枪向她冲过来。“你干什么?你快出来!”

“我是美国人!”手握自己的护照和出生证明,韩秀一动也不敢动。“我护照过期了,来申请延期或换一本新护照。”

“你肯定不是美国人。”武警的嘴角有一丝嘲讽的笑意,“因为美国人都知道今天是假期,这里根本没人上班。”

韩秀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冒着生命危险来闯关,却赶上人家假日,还有比这更倒楣的吗?她站在那里发呆,心里默默琢磨该怎么办。就在这时,一辆小汽车忽然直驶过来,跳下一个身穿运动服的年轻美国人。他一眼就看到了韩秀手中绿色的40年代美国护照,跑过来问道:“这是你的护照吗?”

“是的。”

“我可不可以看一眼。”

“当然可以。”

“请你千万不要离开这条白线,我马上找人来!”后来知道,他就是在美联处里工作的万乐山。他手拿韩秀的文件,大叫着冲进了楼里。很快,一位年龄较大的美国领事和万乐山一起走了出来。他就是美国资深外交官滕祖龙。虽然是假日,里面几位主要负责人却都在。

万乐山与滕祖龙来到门口,看过了她的出生证和护照,便要求武警放韩秀进去,“她确实是美国人,只是进去办个手续。”武警当然不敢作主,只好用电话叫来了他的领导。核对了韩秀的所有证件,最后那位领导想想说:“根据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精神,我们不反对美国人进入美联处。”

万乐山与滕祖龙一听都乐了,忙说:“我们都认为她是美国人。”

那位领导做了个手势,“请吧!”于是,韩秀就这样被“请”进了美联处。

盖茨主任、丁大卫副主任等主要负责人都在。在办公室里,滕祖龙拨通了美国国务院的电话,国务院又联络纽约。根据韩秀的护照号码和出生证明,五分钟内,她的美国公民身份就被确认了!不过,这只是第一步,滕祖龙告诉她,她需要重新申请护照,因为旧的那本早已过期。机警的韩秀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几张二寸脱帽照。但丁大卫说,这里只是联络处,不能签发护照。她必须要等一个月,才能再到这里来领新护照。而他也清楚地知道,今天的事情已经闹大了,走出这里,等待韩秀的会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估计回去后,她的所有东西都可能被抄走,于是他让韩秀马上背下五个电话号码,以备联络。那是美联处五位领事、包括他自己的办公室电话。

半小时后,韩秀走出了美联处。

再闯美联处

回去后,倒是风平浪静。可是,当临近她回美联处取新护照的日子,几名公安来到了厂里,警告她犯了“私闯美联处的错误”,并向她宣布了两条纪律:“第一、不许去美联处,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美联处官员联络;第二,即使在街上碰到他们,也不许以任何方式接触。”如果违反,后果当然可想而知。随后,每天都有一位公安在厂里看着她,比她到得早,并每天“护送”她回家。


现今的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一个月到了。那天早上,还没出门,警察已经在门口儿了。出了家门,从东单到建国门,一路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其中还有很多是女警察。韩秀心中暗叹,为了她这么个弱女子,公安局居然如临大敌。她当然不会去自投罗网,可是下一步怎么办呢?

眼看该回去取护照的日子已经过了。韩秀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到公用电话处去拨那五个背得滚瓜烂熟的电话号码。可结果却令人绝望,因为听筒里永远是忙音。原来,北京普通的市内电话与使馆区的是两个系统,根本不相连。她只好耐心等待。

一天,外婆让她到西单去买只酱鸭。韩秀排在长长的队伍里,一抬眼,忽然看到厨房的墙上有个老式的分体式电话。心里一动,她跑了过去。

“四分!”看电话的老太太大喝一声。她毫不犹豫地付了钱,拿起听筒,拨了电话号码。通了!不但通了,而且传来滕祖龙先生的声音。“你的护照已经好了。”

“我明天早上八点会出现在美联处附近。”她简短地说。

第二天清晨四点,韩秀就爬起来,穿着普通的工装,登上了开往密云的火车。到了密云,又转上从密云直达日坛医院的一趟长途车。这是她早就想好的摆脱警察的“高招”。

到了日坛医院,她随着来看病的人在医院转了一圈,看清了四个方向上都有持枪的武警。美联处就在五十米远的地方。

于是,她紧随着一批来看病的人出了医院,穿过马路。当她越过第一个警察、走向第二个警察的时候,远处,她已经看到了滕祖龙的身影,手里举着她的护照。看到她,滕祖龙大步走过来。

“她是来取护照的。就在这儿!”他手指着护照。

看门的武警看了看,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已经大步走进了美联处。

“我们一早上就在盯着监视器,只要你一出现,我们就出去接应你。”滕祖龙非常得意。的确,上天护佑,她又顺利地闯了进来。

“快签字,签了字,这本护照才真正生效!”韩秀签下自己的名字。

“好了,你现在就是持有合法护照的美国公民了。我们要全力以赴,为争取你的返国而努力。”此时,滕祖龙又显得忧心重重了。韩秀当然没有想到,未来等待她的是更加困难的返国之旅。

绝不妥协

回到工厂,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直到晚上回到家,把那本新护照和出生证明放到枕头底下。半夜,窗下有人影闪动,屋顶也有人踏在上面的声音,急切中,韩秀把一张出生证明塞在内衣里。

公安闯了进来,她被宣布逮捕,塞进一辆小轿车。经过三个小时的审讯,她以坚定而机敏的态度让审讯者无功而返。她被释放了,但是护照和出生证明再次被抄走。

在随后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她以智慧和坚毅面对着一批又一批找她谈话的公安,来者的级别也越来越高。她早就横下心,绝对不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他们想把事情搞大,她就把事情尽量变小。每次那些人都被她驳斥得灰头土脸,哑口无言。

与此同时,滕祖龙也每星期到中共外交部要人,要求允许韩秀返国,但得到的只是中共官员一次次的痛骂。那时,滕祖龙说,他们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声明对韩秀“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1977年夏天,美国国务卿范钦访华,中美建交被提上议事日程。对于被迫滞留在中国的美国人,中美之间进行了一场非常复杂的从战略到战术的谈判。结果是“我被放在一个蛋糕盒子里,送给了美国。”韩秀幽默地说。

她终于被允许“返国探亲”,也就是要拿着中国护照离开大陆,返回美国。不管怎样,只要能够离开中国,美国政府才不在乎你用哪本护照,只要入关用美国护照就好了。

她顺利地抵达香港,然后在美国驻港领事葛睿毅的协助下,她当天就登上了西北航空公司飞往西雅图再转华盛顿的航班。

“我是个记性很好的人”

这里是韩秀出国前后的一个小插曲。

1978年1月,中共已经决定放她走,但是只付她从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费,然后从香港到美国的费用由美国来付。在公安局办理最后的手续时,一位领导模样的人递给韩秀一百三十元人民币。那是她的火车票费。

“这可是中国政府给你的。你领这些钱,不怕美国政府追究吗?”他不怀好意地说。

韩秀再也无法忍受,三十年的怒火一下爆发了。“我在中国住了28年,还没成年就开始做苦力,足足工作了13年。这130元人民币不是太少了吗?还有什么不好交待的!”

“算了,一笑泯恩仇吧!不愉快的就都忘了吧!”

“恐怕不容易,我可是个记性很好的人。”

“限你24小时离开北京!”对方已经气急败坏了。

“没问题,我马上就走!”

“别忘了,你的外婆还在北京!”

“我才不担心外婆。她是个最不怕死的人。”对方无话可说了。

通过罗湖口岸抵达香港,她马上见到了美国驻香港的葛睿毅领事。他带她到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拿出450美元,对服务人员说,要订一张当天飞往华盛顿的机票。

“You must bring her home today.”(你必须今天把她送回去)

韩秀很过意不去地说:“为什么美国政府这么好,要用这么多钱帮我的忙?”

葛睿毅领事笑着说:“这是你借的钱。如果你愿意,将来可以还给美国政府。没有关系的,不要想这些!你赶快回国,这比什么都重要。”

怕她不懂英文,发生意外,葛睿毅还细心地为她准备了五封信,让她收好,一封交给西北航空公司的空姐,一封交给机长,一封给入境处海关官员,一封抵达华盛顿后给计程车司机,一封在发生意外时给警察。每封信里都叮嘱他们要好好照顾她,因为她不懂英文。

韩秀说:“如果说长期以来,我对中共的本性早已有了深刻的认识,那么在出国前后非常短的时间内,我也对美国这个以人权立国的政府有了清楚的了解。”在丁大卫、滕祖龙、葛睿毅这些领事们的身上,她感受到了美国政府对于在本国外侨民的重视与关切。

意外的重逢

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美国也张开双臂,欢迎她这个历尽磨难的孤儿回到故国的怀抱。凭着手上的几封信,她顺利抵达美国国务院中国科。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她说:“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确实如此,每个遇到的人都尽心尽力地帮助她。国务院为她安排了学校学英文,阿灵顿政府给她三个月的生活费。不久,她又被介绍到国务院下属的外交学院教授中文。国务院官员特别给外交学校的校长打电话,要他务必录用韩秀。

不过,没想到校长很不高兴,因为从来没人敢说要他“务必录用”某某人。他坚持要亲自面试这位特别的中文老师。

一早,韩秀穿着整洁,准时出现在校长室的门口,用刚学会的英语问候道:“Good morning, Mr. Sweft.”

老校长带着金丝边眼镜,白色的西服,银色领带,头发银白,一副学者风范。他抬头打量了一番韩秀,忽然摘下眼镜,热泪盈眶。韩秀吓坏了,猜想是自己的英文太差,让老人很生气。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韩秀又被吓了一跳。

“就是我和我太太、还有儿子John和你一起去中国的。”校长激动地说。“我的天!原来就是您!”韩秀的眼泪也流下来了。

人生是如此奇妙。三十年的时光,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他们再次重逢在美国。校长告诉韩秀,当年他和夫人在船上就已经决定,如果见不到韩秀的外婆,就要把她领养。

“你终于回来了!对,我当然‘务必’要聘用你!”校长兴奋地说。

生命的归宿

1982年春天,韩秀和自己的学生、一位美国外交官结婚了。婚后,韩秀随先生曾在台北派驻一年、北京又派驻了三年、又到南台湾的高雄派驻三年,也派驻过希腊等国家。在先生派驻北京时,她终于又见到了外婆,可以尽心地照顾老人家了。1986年夏天,就在韩秀和先生正准备返回美国前,给她无限呵护的外婆平静安详地走了。

从1982年开始,韩秀开始写作,发表了自传体小说《折射》,一发而不可收,目前她已是著名海外华文作家,已出版了二十九本书籍、主持了数个专栏,发表了无数文章。她和先生现居住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座小城,靠近阿灵顿国家公墓,那里埋葬着她从未见过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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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复兴 何时来临?

文 ◎ 岳芸、林帆

亲睹文革对中华文化的恶意毁坏,从小受外婆传统汉学启蒙的韩秀分外珍惜中华文化,成为美国多产的中文作家。

1980年代,韩秀随着外交官的先生派驻台湾。一下飞机,韩秀的眼睛一亮,因为到处都是正体字。“哈,我再也不用写‘错别字’(简体字)了!”

对于正体字,韩秀的心中始终有着一份特别的感情。


韩秀回美国之后在国务院的学校中教授中文,
结婚生子。
1949年,韩秀的外婆搬到北京,为了生活,开始给中国书店修善本书。这是外曾祖母传下来的一种技能,可以通读古文,将零散的文页聚集成篇,然后装订成书。四岁时,外婆便给韩秀启蒙,教她念《三字经》、《千字文》。自幼在这样耳濡目染的环境下,韩秀打下了很好的汉学基础。

1956年大陆开始推广简体字,外婆对韩秀说:“简体字这东西啊,它有一个很大的败坏作用,我们可以称之为是‘欺世灭祖’的行为。它让将来的中国人不认识中国字。”

于是外婆就教她一个办法,在学校里写简体字,因为要在学校生活下去,还得跟别的同学在一起,在家里就写正体字。

韩秀说:“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世界上并没有繁体字与简体字,而只有正体字,中国传统的字就应该是这样。简化字的推广实际上是文化的没落。”韩秀还说:“到了今天,很多大陆学者还是没有办法面对《汉书》,中国大陆的中华书局想把二十四史变成简体字还是办不到,因为古汉字是不能变为简体字的,因为每个字的涵义不一样,把它变为同一个简体字之后,上下文已经不通了。实际上到了现在,很多人说阅读的时候有困难,不能好好地去领会古汉语里所有的内涵,原因就在于此。”

对于现在的所谓“国学热”,韩秀认为,那只不过是“浮光掠影”,不是国学的精髓。“想想看,连字都不识,你又如何去讨论国学?”

彻底认识共产党

“马克思最早发表的文章就是反对普鲁士的文字审查制度,可是结果却是共产党自己维护文字审查制度最为坚决彻底。俄罗斯的作家当年那么反对沙皇的文字审查制度,可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共产党的文字审查比沙皇时代还要严酷得多。沙皇时代,俄罗斯文学还有辉煌的一百年,可是在苏维埃政权下,他们只有黑铁时代,文学被窒息,文化被泯灭。马克思的愿望不但没有实现,还变本加厉。这不是很奇怪吗?”

韩秀对文字狱制度深恶痛绝,而对于共产党本身更是彻底的否定。除了自身遭受的迫害,这与她看到一代中国文化精英的被摧毁也很有关系。

韩秀有位远房阿姨叫“赵青阁”,是著名编辑、女作家,老舍先生早年的合作伙伴。因此,自幼韩秀就认识“舒公公”(老舍)等很多文化界的前辈。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赵青阁因为不愿遵照上级的意志写剧本,曾被单位以停发工资来逼迫。老舍也不得不违心地写起“遵命文学”,郁郁寡欢。文革初期,包括老舍、上官云珠、舒绣文、余心清、言慧珠、马连良等韩秀熟识的文艺界前辈都相继被逼自杀,还有更多人被游斗、蹲牛棚、扫厕所。亲耳所听、亲眼所见的这一切,让年轻的韩秀痛心不已。

“这个共产制度,造成了多少的悲剧、社会的分化、人间的不幸。最可怕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堕落和扭曲,把好端端的人变成非人的一种状况。这样一个没有人性的制度你如何说它还是个合理的制度呢?”

韩秀非常佩服前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英国从来没受到共产主义制度的干扰或破坏,可她知道共产主义本身是反人性的,是不符合自然法则的存在的,坚持要‘瓦解共产主义’;而我们都是受苦受难的人,如果我们还和共产党苟苟且且,不是很可耻吗?”


2005年韩秀在台北接受专访,高度
赞赏《九评共产党》。
韩秀说:“刘宾雁,他认识(中共)这个制度吗?我很怀疑。丁玲、巴金,他们最后都没有和这个制度决裂。甚至‘大右派’林希翎,还要中共平反,希望他们承认她。你和这个制度之间还需要一个承认的过程吗?”

看到章怡和写的《最后的贵族》,韩秀很有感触。她觉得台湾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会非常受益。“书中写的章伯钧、罗隆基这些人,都是帮助中共建政的人,他们最后都是死无葬身之地。看到他们的遭遇,还希望中共将来会善待你吗?那是不可能的。对台湾来说,这本书应该是个警钟。”

对于台湾作家陈映真等加入大陆的中国作家协会,韩秀也很不解。她说:“本来是对民主自由有很高期许的人,却用自由去换取这样一个东西,把自己纳入这样一个丧失自由的体系。我完全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

期待着中国的文化复兴


回美国后,成为著名中文作家。
此为1995年韩秀在个人书展上。
对于中国的未来,韩秀坦白地说,她并不乐观。她觉得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而在中国,自从中共建政以来,已经彻底摧毁了中国的文化、道德与信仰。幸好中华文化在台湾得以保存并承传。对比东欧,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共产专制瓦解了。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些国家相继走上民主之路,背后的力量就是他们还保有的那些文化与信仰。

“列宁、斯大林做了很多的坏事,但是列宁、斯大林没有破坏俄罗斯的文化,没有在这七十年里告诉民众柴可夫斯基是‘反革命’,没有告诉民众普希金的诗是不能念的,也从来没有否定过俄罗斯文化的辉煌。”

韩秀认为,在中国大陆,这么多年都是在批判所谓的“封、资、修”。批判“封建”,实际上就是把中华传统文化里非常美的一部分全都否定掉。在“批林批孔”运动当中,“孔、孟、周公”都被批判得不成体统。从前,中国社会有父慈子孝的传统,后来文革中“造反有理”,不但“造当权派的反”,也“造父母的反”,人与人之间变成一种斗争、反目的关系。当前,大陆道德沦丧到极点,也是因为传统的文化、道德都被破坏了。

中共破坏文化,也消灭宗教。韩秀认为,列宁、斯大林虽坏,也并没有毁掉东正教。等到苏联一瓦解,宗教马上回来了,东正教在俄罗斯还是人民普遍的信仰。而今天,如果中国的政治制度彻底改变了,在中国土地上会有哪一种宗教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崛起?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无一不受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共产党为何还如此惧怕信仰的人?

韩秀说:“因为有信仰的人是最有力量的,有信仰的人不管信仰什么,但凡是他信仰那东西的时候,会有一种全力以赴、全身心奉献的精神在里头。他的精神力量就是强大的。他不相信共产党,这东西对他们来讲就很可怕了。当你自己有这种精神力量的时候,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你比它强大。”

希望有一个尊重人的社会

刚回到美国没几天,人事处的人就跑来问韩秀,要不要入党。韩秀吓了一跳,“要入什么党?”

来人忙解释说:“我们有两个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入党手续也很简单、没什么,只是发个小本子,投票的时候比较方便。”

于是韩秀又请他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党的目标和宗旨。他就说共和党的目标第一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制度。韩秀一听就乐了,这是个好党!其它的不必听了,就入这个党!于是从来到美国开始,韩秀就加入比较保守、右倾的共和党。

韩秀说:“我对‘右边’也比较有好感。因为在中国,那些革命的、激进的都是左的,而我一直喜欢右,喜欢一种循序渐进的非暴力的改良。我在共和党里也是比较温和派的。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是完美的,但是美国的制度是比较好的,相对接近完美。人在这个制度下,可以生活得有尊严,我就觉得可以接受。其实在美国不论哪个党,都是人本主义的。我就希望生活在一个尊重人的社会里。”

中国,何时能重拾尊重人的社会?

(本文转自【新纪元周刊】185期“封面故事”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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