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我那一屆恰好中央媒體來清華招畢業生，當時招記者就三個條件「黨員，貧下中農出生，能寫」，我都符合，老師就推薦我去了。

郭：這下，終於實現你的理想了。

楊：哪裏呀，這才剛剛發現離理想有多遠，那時候我覺得當記者是很神聖的，覺得當記者可以指點江山，我68年1月10號去天津分社報道，剛去就失望了。見到記者的工作和我的理想差的很遠，把聽話放在第一位，有個別老記者看到我滿腔熱情就勸我「我是走錯路了，沒辦法了，你年輕，有文化，你別幹這行，浪費一輩子」。我呆了三天就受不了了，捲鋪蓋回北京要求重新分配，但是老師說已經分配完了，你得自己找單位，我沒辦法找到天津內燃機研究所一個師兄那裏，心想這裏我總能發揮專業特長了，結果他反過來勸我：別以爲我們這裏能搞什麼研究，這裏整天亂七八糟的，不務正業，你千萬別來，要不然耽誤一輩子。我最後只好認命了，灰溜溜地回新華社當記者。

篡改歷史的荒唐行徑

郭：很多人都就這樣過來了，你爲什麼會是不一樣的一個？

楊：總的說來，這30多年是一個由盲目到自覺，由幼稚到成熟的過程，是不斷追求的過程。

這個過程也是很痛苦的，是一個否定自己的過程，特別是否定那些被別人看成是自己成績的東西。在我說的第一個十年，曾經有一年上過《人民日報》的12個頭條，姚文元講話，我們就跑到工廠裏，找幾個工人談學習講話精神深受鼓舞的體會，回來就整一篇稿子，毛主席講話就更不要說了，這叫什麼新聞記者呀？這段歷史我感覺特別慚愧。當時記者不強調客觀，強調黨性，而黨性就是階級性，就是你的立場，如果你追求客觀就會被批評是站錯了立場。而新聞也被當工具來利用，我還有一個朋友他報道了焦裕祿，說焦裕祿床頭放着兩本書，一本是毛選一本是劉少奇的共產黨員修養，後來劉少奇被打倒了，就改成了放一本書是毛選，再後來劉少奇平反了，又成了兩本書。那個時候當記者付出的人格代價太沉重了。

父親餓死依然相信黨的年代

郭：那個時代，是我們國家遭受災難的年代，你在當時做那些歌頌報道的時候，有沒有懷疑過？

楊：很少懷疑，或者說覺得有問題也不敢往深入懷疑，說起來你會覺得奇怪，我父親就是給「三年自然災害」餓死的，而我當年還歌頌大躍進呢。

我在後來一篇文章裏寫下，1959年４月底，我正在利用課餘時間爲學校團委辦「五四」青年節牆報，我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小名車子）從灣裏匆匆趕到浠水第一中學找我，急急忙忙地說：「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我：「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裏的人把他擡回來的。」我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團委書記兼班主任請假，併到食堂科停夥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趕回家 ——睡虎下灣。走到灣裏，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幹了，鄰居說是爲了撈蚌放乾的。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不能下嚥了。三天以後就與世長辭。

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無法彌補，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強烈。而我最慚愧的是當時我內心竟然沒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當時政府告訴我們的理由，那是蘇修逼債，自然災害，所以「少數地方」發生了饑荒，那個時代的人思維方式都被扭曲了，整天熱血沸騰的樣子，但連父親都被餓死了居然也沒有太多的痛苦，唯有犧牲多壯志麼。那個年代多少人死了，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還覺得自己在建設人間天堂，那個時代的人靈魂都是麻木的。

郭：但畢竟人是有思考能力的，爲什麼會這樣？

楊：一種原因是出於無知，那個時候的中國人確實對世界上在發生什麼毫不了解，對自己的國家發生了什麼也非常懵懂，那個年代的人確實非常單純，記得我在天津採訪工人家庭的時候，他們生活非常苦，一家三口住五平米的房子，家裏就一輛自行車值錢，還怕被偷了，得掛在屋裏牆上，就過這種生活，他們還覺得自己是主人翁，比美國工人階級幸福多了。

除了無知以外，還有一原因，這就是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人們根本不敢懷疑，我也是這樣。誰獨立思考就要被淘汰，很多殘酷事實就在我眼前發生。有一個比我高一屆的同學，因稱讚鐵托一篇批評「社會主義陣營」的長篇講話，失去了考大學的機會。他考初中時是全縣第一名，我是繼他之後的第一名，所以我們很熟悉。他學習成績優異，讀書多而勤于思考，才十七歲就因獨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１９５９年春天，有人在廁所的隔板上發現了「打倒毛」三個粉筆字，驚恐萬狀，急忙報告學校領導，學校急忙報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偵破，原來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寫的，他因飢餓而不滿，藉此發泄。我親眼看到他帶上手銬被投進了大獄。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爲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一切不同意見都被當成異端。人們不僅不敢批評政策，心裏偶爾浮現了不滿的想法，立刻就產生恐懼，並迅速主動地把 「腹誹」消滅在萌芽狀態。這就實現了全國思想的「一體化」，大家不僅「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甚至「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

冷酷的「自律」系統

郭：在那種年代一個有良知的記者，難道一點發揮自己能動性的機會都沒有麼？

楊：很多時候要說真話非常難，首先我前面說了，當記者的往往自己就給真相嚇住了，不敢寫了，就算記者敢寫，組長害怕了也不行，組長上面還有采編主任，分社社長，總社編輯，國內部值班室，一層層的過濾，一層層的「顧全大局」，不跟着政治潮流走的聲音要能發出來那是奇蹟，多少真相就被這個冷酷的系統「自律」掉了。

郭：除了適應這種環境，還有沒有別的選擇？

楊：這種體制下只有三種人，一種是「適應的人」，不僅主動迎合，還可以創造發明，他們混得如魚得水；第二種是「消沉的人」，我惹不起你，就躲着你，消極怠工；第三種人是敢於抗爭，力圖改變的人，這樣的人在我們的文化中是鳳毛麟角，但總得有人努力來做，我們的國家才有希望。

郭：你把你自己看成哪一種？

楊：作爲新華社記者，多年以來，我是有某種特權的，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我不僅知道了很多與歷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生活。作爲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製造出來的，這些「新聞」怎麼成爲教育下一代的 「歷史」，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爲政治權力的「喉舌」。毫不諱言，我曾經自覺不自覺的幹過違背良心的事情，當我明白了這些，這種恥辱感就推動着我努力去做第三種人。

郭：你這樣也算一種大徹大悟吧？

楊：是呀，歷史給我們這個民族的教訓太深刻了，一個國家如果掌權者不僅是權力中心；同時又控制信息決定老百姓應該知道什麼，成爲信息中心；進而決定什麼是正確，什麼是錯誤，成爲「真理中心」，這個國家的命運就太危險了。歷史決不能用來爲掌權者一統江山服務，而我們新聞記者就是對歷史負責的人，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中國古代史學家強調「史德」。他們在修史時忠於史職，忠於史實，堅持善惡必書，書必直言，爲了保持史家的情操，有的人不惜以生命作爲代價，這就是社會良心的體現。

原題目《郭宇寬：記者要對歷史負責——對話楊繼繩》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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