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北京飯店的陽臺上親眼看到遭到軍隊槍擊的受難者被三輪車送走，而我爲報道此事所採訪的同事也目擊了同樣的場景。劉易斯 . 西蒙斯(lewis Simons)，一位長期爲「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Post)工作，後來又爲奈特-裏德聯合報業(the Knight-Ridder newspaper chain)工作的亞洲記者，六月 四號禮拜天的凌晨恰恰從廣場的東北角觀察了整個事態：「我看到軍隊用機關槍向四百之衆的人羣分別攔腰掃射了三次」，告訴我，「我數了，第一次有五具屍體，第二次我數出了六具屍體，第三次我數出了二十多具屍體，也許三十具。這就是屠殺了。而且，到目前爲止，我認爲那裏就是天安門。」

當湯姆.明蒂爾(Tom Mintier)和我把我們的攝影器材悄悄從藏身的角落扔 開時，軍隊恰好在那一刻開槍，而建翁(Jan Wong，音譯)，一名「多倫多環球與郵政報」(Toronto Globe and Mail)的記者，那個週日晚些時候人就在北京飯店。「我看見軍人們以直射角度向人羣開火，人羣中許多試圖逃跑，」她說，「我看見他們三次直接開槍射入人羣后背。我就站在那裏，計算他們的連發射擊的次數。」

死亡的總數仍然是一個傷腦筋的問題。從見證人、參與者、觀察家、學者和記者後來發表的大量報告來看，對於傷亡數目沒有一致的說法。此一現象並不奇怪。在無政府狀態和戒嚴令之下，幾乎沒有可能進入每家醫院並從惶恐的醫生以及死難者親屬那裏獲得準確的信息。在鎮壓之後接踵而至的高壓環境裏，傳聞與推測中的死亡數字高達數千，即便在中國官方堅持強調傷亡不超過三百的時候，傳聞和推測也是如此。我傾向於避免這一誇張的說法，並持續敦促CNN謹慎對待任何有關數字。但是中國紅十字會官員與某些外國記者和外交官員談話時，確實首先採用了2600人死亡這一數字。然而，不久後，紅十字會又否認了這一說法。這之後他們拒絕與記者談話。對於我們這些試圖找出一個可信的相關數字的人而言，這簡直算不上什麼麻煩。很快，來自官方的壓力就導致大部分醫生和院方拒絕回答記者的提問，而政府方面也拒絕透露任何死亡者的姓名。傳聞經久不息：一些被害者的屍體已經被祕密處理掉了。遇難者親屬過於恐懼，不敢出聲。這些傳聞的見證人，我們的朋友們、我們的同事們，則沒有能力確定準確的傷亡數字。這些朋友曾經告訴我們有受難人的頭骨被流彈擊碎；這些同事參觀過一個官方確認的停屍房，那裏曾經停放過許多禁止記者看到的屍體。

事實是，除非確鑿無疑，也許我們永遠無法獲知確切的死亡總數了。但是，在某種意義上，確切的數字和關於究竟受難者是死在天安門範圍內還是死在街上這個問題，模糊了道德與政治的界限。事實上，面對大量手無寸鐵、了無防禦能力的示威人羣，中國軍隊受命於領導核心，解除了開槍禁令。而這些示威者大部分不過是爲了政治改革參與了一場非暴力的抗議活動而已。(開槍鎮壓)這一行徑嚴重破壞了中國共產黨的道德合法性。特別是這一行徑發生在首都和知識分子及學生中間，它踐踏了中國的國際聲譽，而且將永久性地玷污鄧小平的遺產。六四週年記念日，將可能如陰影一般數十年如一日縈繞在獨裁者周圍。

大屠殺兩週以後，中國外交部長邀請外國記者及電視製作人員參觀天安門廣場，我失去了這次機會。鎮壓過後我精疲力竭，到香港去度長週末，探望琳內（Lynne）和丹尼爾（Daniel）（作者的妻子和兒子—譯者）。

……在香港，當走過霓虹燈閃爍、時尚着裝人流擁擠、商店林立的街區，我迷惘失措，心緒不佳。我被替換出京，到此省親，卻無法將北京驅逐出自己的心。我試圖享受數月以來難得的良宵酣睡，卻發現要擺脫如影隨形的惡夢十分困難。我盼望這短暫的休息足以使我幾周後康復，以便恢復在中國的工作。

與此同時，在北京長時間的限制幾乎消停時，湯姆.明蒂爾接替了我的報道工作。在官方組織的巡視中，辛德陪他一道去了廣場，廣場空曠而安靜。當白色的撒水車向路面噴水，工人們以石膏修復革命英雄紀念碑破損處的時候，手持來福槍的士兵們沿廣場四周執行警衛任務。「我們執行戒嚴令的軍人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青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言人，陸軍上校李之雲(Li Zhuyun—疑爲Li zhiyun---譯者)站在辛德的攝像機前抑揚頓挫地說：「軍車沒有碾軋一個人。沒有發生大屠殺。」

「魑魅魍魎，一如鬼域，」辛德後來在她的日記中寫道，「他們清除了所有民主運動的跡象，但是他們無法從我的記憶中抹去那些面孔。」

經過這個喧囂的春季，辛德總是隨身攜帶一個來自西藏的袖珍佛像。她把這佛像當作幸運符，總是在高度緊張或危險時刻下意識地伸手進衣袋握住它。「今天，領教李上校微笑的謊言，回憶起所有那些面孔，我伸手觸到我的佛主。佛主碎了，剛剛碎爲殘片。謊言的力量太強大了。」(完)

作者爲CNN記者，譯者爲中文記者、作家，譯文已獲作者授權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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