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殉難者有一個長長的死亡名單，六四倖存者也有長長的哀傷。然而，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是，在漫長而辛酸的14週年之後，我們仍然不能在自己的國土上紀念這個哀傷的日子，不能去追究兇手的罪惡，不能去爲那些無辜的冤魂討一個公道，也無法安慰那些受難者親屬的痛苦。
法國哲學家伏爾泰曾經說過：「對生者我們虧欠的是尊重，對死者我們虧欠的只有真理。」作爲中國人，我們對六四的死難者和倖存者都虧欠得太多。爲什麼歷史發展到了二十一世紀，對於政府動用數十萬正規軍，用坦克和裝甲車殺害成百上千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的血案，我們中國人仍然不能伸張正義？我們仍然讓九泉之下的同胞含冤銜恨？
這既是由於中共政府的野蠻和專制，也是由於中國的老百姓的怯懦和冷漠。幾千年專制的歷史傳統和政治高壓的現狀，使人們習慣了這種非人的處境。學者胡平曾經這樣解釋過：「人類社會又並不是生物學意義上的有機體。眼睛裏落入一個細微的砂粒，牙齒里長了一個小小的洞穴，內臟中混進了一些肉眼看不到的病菌，你就會全身不自在。然而在人類社會呢，當一些人遭槍殺、一些人受酷刑、一些人被監禁，其餘的人卻未必都有切膚之痛。這就是爲什麼罪惡可以發生，以及並不都能得到適時制裁的一個原因。」
正因爲人類的記憶對他人的苦難容易健忘，所以，我們太需要有一批忠直堅毅的中國人，以他們的良心作證，承擔起六四屠殺這一集體記憶，不休不止地與野蠻抗爭。如果我們遺忘這場災難，如果我們不能直面這段本民族自相殘殺的血淚史，我們就無法對權力和人性產生清醒的認知，也不會產生消除野蠻的道德力量。一個文明的新生的中國，必須奠基於對六四殺戮的認識。
許多中國人曾經在六四屠殺時不爲受難者說話，在河南艾滋病蔓延傳染了百萬人時漠不關心，當他們面對今天中國政府隱瞞疫情導致薩斯擴散時，終於發現：如果我們不去爲他人爭取基本人權，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爲新聞封鎖的犧牲品。
在薩斯時期，我們清楚地看到，六四和薩斯這樣兩個不同的事件，卻都與同樣的一個政治制度弊病相關連。在薩斯時期隱瞞疫情的衛生部長張文康，竟然和六四時期的說謊專家袁木一脈相承，面對中國百姓成百上千的死亡，他們依舊睜著眼睛說瞎話。
在八九民運期間，一個最激烈的矛盾就是：廣大的普通民衆和新聞工作者要求新聞自由，而統治集團加強新聞自由的控制，如江澤民在上海整肅《世界經濟導報》。在今天抗薩斯期間，中國正直的醫生如蔣彥永，還有許多知識分子和廣大羣衆，仍然在不屈不撓地呼籲新聞自由，但政府給他們的回答是進一步禁網。
「六四」悲劇是一支被摧殘的蠟燭，今天還紀念六四的人們，只是一股微弱的道義力量。但蠟燭之火點燃後會閃耀發光，我們的抗議之聲不管如何微弱，卻永遠也不會停止。最近在「六四」大屠殺十四週年前夕，以丁子霖、張先玲爲代表的六四受難者親屬，再次向中國國家領導人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出公開信，要求與政府對話、調查「六四」屠殺真相、撫卹受難者和立案追究主要責任者李鵬的法律責任。
不管是繼續抗爭的生者，還是死不瞑目的死者，都在這樣一個忌日裏，請求我們每一個同胞：承擔起你的責任，給我們虧欠了的他們一個公正，給中國一個有希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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