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各大新聞媒體，25日上午作出了迅速的反應，派出記者前往中南海採訪。記者去了很多，但在當天國家新聞傳媒上，並沒有關於這一天法輪功在中南海請願的報導，這在中國的媒體上是很少見的。

當天的採訪中，記者們接觸了法輪功學員，學員們說：聚集在這裏是因爲天津事件，法輪功學員向報社反映情況，被打傷和逮捕。我們來這裏是向中央反映情況，同時希望能有個自由煉功的環境。記者們還了解到：法輪功是教人向善、祛病健身的功法。記者們看到學員們是那樣平靜，祥和，非常有秩序地靜守在路邊。其實很多記者採訪後想回去迅速報導出來，但是都被上級告知：不準報導。

大約2、3天以後，喉舌媒體才作了一些簡單又背離事實的報導，誣陷說：「法輪功是圍攻中南海黨中央，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各媒體記者們也都得到上級的指示：不得報導有關法輪功的新聞。至此，在4.25－7.20的這2個多月中，中國的媒體對法輪功上訪這一事件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平靜。

夜幕降臨

7月20日，突然間，媒體接到中宣部的通知：要全面宣傳法輪功是政治組織。也就是從這一天開始，一連數月，以致數年，中國所有的媒體全面鋪開，連篇累牘地報導誹謗法輪功的文章。象這樣密集的、鋪天蓋地的全國範圍的報導，在文革後，還是第一次。

記者們停下所有的其它工作，走訪全國，查找「案例」，而「案例」多由當地政府指定，報導的重點是：只能收集有關栽贓陷害的例子，什麼不讓吃藥，害死人命；家人病了也不讓吃藥，煉功出偏，走火入魔等。此期間，記者們還收到上級下發的《轉法輪》一書，幾乎人手一冊，並將江氏集團的欺騙性宣傳灌輸給了記者們，要求立即寫批判文章；記者們被規定：不得私自採訪法輪功學員，所有的報導，人物和所涉及的內容都由各級政府指定。因此，記者們很難找到法輪功學員採訪。

在這樣密集的批判報導中，我也被派出採訪。在我所接觸的實例中，我感到並不像當局政府所說的那樣，羣衆健身修煉，使自己成爲好人並沒有什麼錯。但是，爲了符合報導的統一口徑，即使記者帶回這樣的真實報導，也不會被批准發表。

在相當長的一段日子裏，中國人民對法輪功學員遭受的迫害一無所知，能知道的就是媒體的虛假報導。在中國從來沒有新聞自由，因爲大家都知道在中國，媒體是當權者的喉舌。

惡夢初醒

1999年10－11月的日子裏，法輪功學員從噩夢中驚醒，他們冒着生命危險，開始了向人民，向政府講清真相，開始了向媒體，向世人講出受迫害的情況。他們找到記者們，希望記者們能客觀公正的報導他們真實的情況。那時他們已經開始遭受迫害，但全國上下卻無人知曉。

沒有任何一家媒體敢冒險報導事實真相。在中國，記者們從來沒有行使過他們自由報導的權利。而又由於強行的洗腦灌輸，在採訪中我們都是帶着任務，採訪被迫放棄修煉的所謂「被轉化」的例子。當聽到法輪功遭受迫害的事情時，我們都不能相信迫害是真的。

在這一階段中，不少中外記者被法輪功學員找去參加他們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介紹法輪功學員正在遭受的迫害。那時我們不能理解當局政府對不背叛信仰的人實施迫害的事實。當看到這是事實時，我們都感到非常震驚。但如果你想採訪和報導，會被當局認爲你是同情法輪功，而遭到打擊。

記得當時在幾個月內，法輪功學員在北京的門頭溝、天津某起重機廠、河北石家莊、瀋陽、錦州等地，都相繼祕密召開過新聞發佈會。中國當局政府不但打擊法輪功，而且打擊其同情者。同情和支持法輪功學員的記者們，想客觀報導的記者們也受到了來自官方的不同程度的迫害。

特殊的經歷

1999年11月2日，我被邀請參加了門頭溝法輪功學員召開的新聞發佈會。新聞發佈會在一間住所內召開，兩位法輪功學員到場，另有學員在室外看守。這是一次非常獨特的新聞發佈會。與我生平參加的任何一次都不同。

兩位法輪功學員向在場的十幾位記者展示了30多幅照片，照片上是慘不忍睹的受迫害的情形，有的遍體鱗傷，有的被迫害致殘，鮮血淋淋，慘不忍睹，照片的下方或背面，有被迫害人的真實地址和姓名。兩位學員平靜地展示着這些照片，他們只是希望記者們能記下照片上的地址和姓名，能親自走訪那些受迫害的人，採訪他們或他們的家人，並希望記者們能客觀公正的給予報導。在場的記者們無不爲迫害的慘狀震驚，無不爲法輪功學員那平靜、理智、以理服人的氣度所折服。

新聞發佈會成功的結束了，記者們記下了所有信息。然而，事與願違，在重大的壓力面前，有的記者向上級和盤托出，致使所有參與人士受累，他們有的被開除，有的被非法監禁，有的被隔離審查，也有一些記者從此失蹤，杳無音信。我本人也未能逃過非法監禁和審訊，萬般無奈下，別妻離子逃亡外地。

我曾失望也曾抱怨—— 一次新聞發佈會使我失去了一切，好人哪有什麼好報？三年後的今天，我坐下來認真地通讀《轉法輪》，一遍又一遍，撫慰着我的心，那是興奮和喜悅，我感到從未有過的平靜，雖然我還不能準確地把握什麼是修煉，但是法輪大法太好了，真善忍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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