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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編者按：今天又是一個「六四」了，1989年的六四是個不能忘懷的日子，這一天最受益的人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獨裁者江澤民，他就是在這一天踩着義士們的屍骨和扼殺天安門母親的眼淚登上了總書記的寶座。至今，您還記得那些被坦克車碾得骨肉分離、血肉模糊的滿腔熱忱的大學生們嗎？您還記得江澤民的發跡是因爲他在上海鎮壓欽本立辦的《世界經濟導報》所開始的嗎？也許時間久了，記憶就模糊不清了，那麼讓我們再翻開歷史的那一頁，看看創辦《世界經濟導報》的欽本立是個怎樣的人，《世界經濟導報》到底都刊登了些什麼文章，還有欽本立和《導報》與江澤民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而江澤民又是如何成爲「六四」的最大受益者。 從頭說起 一九一八年農曆七月初七，欽本立出生於江南太湖之濱的長興縣，祖先在元朝時，從蒙古遷居此地的紳士。在家中，欽本立是長子，他有一個弟弟欽本廉和兩個妹妹。欽本立在湖州唸完了小學，入讀當時的名牌學校「杭高」－－－杭州高中。抗日戰爭中，欽本立考入了朝陽大學，攻讀法律專業。由於他參加並組織領導了當時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在大學三年級，被學校當局開除了學籍。 作爲失學青年，欽本立在社會上闖蕩了一個時期。經當時一些進步的新聞工作者的幫助和提攜，欽本立開始了新聞工作者的生涯，先是在成都《時事新報》，又在重慶的《商報》和《商務日報》等報社服務……。 欽本立在晚年常常回憶自己重慶作報人的那段經歷。他說「《商報》只辦了一年，就被國民黨當局查封了，……現在《商報》留下的人不多了，但還有幾個，都是種子。」欽本立的這席話，與其說是在評論他的舊同事，還不如說是對自己一生經歷的概述。 重慶的《商務日報》，是被中共地下黨控制的國民黨報紙，當時吸引了不少進步新聞工作者爲其效勞。現在的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的楊培新，當時任《商務日報》的探訪部主任，欽本立與劉火子、梁柯平、邵瓊、周潔等均爲該報的記者。據當時的同事回憶，欽本立儘管言辭謹慎，談吐木訥，顯得城府頗深；但他生就的濃眉大眼風度灑脫，平日裏喜歡戴一條紫紅色的領帶，頗具魅力。 「校場口事件」爆發以後，高集、浦熙修等著名記者發起簽名抗議國民黨法西斯白色恐怖的運動，欽本立當時亦投身其中，在抗議書上毅然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抗戰之後，欽本立開始活躍於上海新聞界。期間他曾就職於上海《經濟週報》，主要通過與該報作者與讀者的社會關係，爲中共作上海「解放」的準備工作。當時，欽本立作爲一個爲真理而獻身的進步青年，已經確立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並積極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 一九四七年五月，《文匯報》被國民黨當局關閉，該報創辦人徐鑄成只得將報社遷至香港。但《文匯報》仍要堅持報道國內問題爲主，便在上海設立了一個記者站，欽本立當時就是上海記者站的負責人，浦熙修等著名記者在國內寫的一些重頭稿件，都是通過欽本立傳到香港去的。 在《文匯報》與徐鑄成合作 「解放」初期，上海的《申報》和《新聞報》合併，成立了《新聞日報》，欽本立作爲共產黨的代表人在該報主事。後欽本立又到上海市委的機關報《解放日報》任財經組組長。一九五零年，中共爲了完善和鞏固自己的中央政權，從各地抽調幹部進北京，充實中央各部門的工作。欽本立亦偕夫人進北京，擔任了《人民日報》國際經濟部的一位負責人，當時他主要研究和報道美國經濟。一度他也是《人民日報》首任特派美國記者的人選，後因中美交惡而告吹。 欽本立在《人民日報》期間，曾介紹當時在北京辦《教師報》的徐鑄成，結識了《人民日報》的總編輯鄧拓，當時欽本立與徐鑄成是住在同一條街上的鄰居。鄧拓與徐鑄成一見如故，談得十分投機。在交談中，鄧拓鼓勵徐鑄成恢復上海的《文匯報》，他認爲這張報紙有別的報紙所不能起的作用。 徐鑄成回上海促成了《文匯報》的復刊，徐鑄成與鄧拓商量請欽本立反滬，任黨組書記兼第一副總編，負責日常編務工作，即常務總編。《文匯報》當時還是一張公私合營性質的報紙，按規定應該有中共黨員作「公方」代表參與或主持報社的領導工作。由於徐鑄成以前與當局所派的共產黨幹部合作得不盡如意，故在復刊時決意要尋找一位能夠合作共事的中共幹部，曾與他共過患難的欽本立，就成了他合適的理想人選。 但欽本立起初並不願意回上海，但當時許多朋友都去勸說欽本立夫婦，連當時的中宣部長陸定一也鼓勵欽本立不要有顧慮，到上海後協助徐鑄成大膽工作，把《文匯報》辦好！ 《文匯報》作爲一張以知識分子爲讀者對象的報紙，在徐、欽等老報人的領導下，當時的確辦得有聲有色，連毛澤東都感到《文匯報》比《人民日報》更有看頭。毛的這一評價使欽萌發了一個思想念頭：在中國大陸的具體國情裏，可以通過報紙輿論，對高層決策的形成產生影響，從而起到推動中國社會進步作用。 「反右」被連降三級 一九五七年，欽本立和廣大知識分子、民主人士一樣，懷著滿腔熱情給黨提意見，提建議。是年三月下旬，徐鑄成率領上海新聞代表團訪蘇四十多天，報社事務完全由欽本立「一把抓」。徐鑄成回國後還是整天埋頭在寫《訪蘇見聞》並逐日在《文匯報》上連載。多少年後，徐鑄成向筆者回憶道：當時看到《文匯報》捲入大鳴大放時，吃了一驚，即刻打電話對欽本立講：近期的版面處理得太過火了，過猶不及啊！雖然欽本立聽取了徐鑄成的意見，對版面作了調整；但爲時以晚，毛澤東在六月五日發表了《這是爲什麼？》，接著先後發表了《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和《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文匯報》被理所當然的定性爲右派報紙，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副總編兼駐北京辦事處主任浦熙修被劃爲全國性的大右派。 欽本立作爲《文匯報》的主要負責人，按理也難逃右派分子這頂帽子，但由於他是共產黨「派」他到《文匯報》去的，而反右的矛頭主要是對著民主黨派的非中共黨員（毛斷言民主黨派在向執政的共產黨進攻，欲取而代之），故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宣傳部長石西民認爲，欽本立如劃成右派，可能不利於中共自己的形象。結果，欽本立被處分爲留黨察看兩年、行政降三級。 隨著欽本立在反右運動中所受的挫折，他被調離《文匯報》，去中共上海市委調研室工作，負責主編一本內部刊物。在六十年代的「四清運動」中，他也參加「四清」工作隊下放到農村去。文革開始以後，他被下放到上海郊區的奉賢縣的一個「五七」農場勞動改造。此前，他還曾被紅衛兵、造反派，單獨一人關押在與外界幾乎完全隔絕的「牛棚」裏，長達七個月之久，走出「牛棚」時，他不但鬍鬚長得很長，而且已不會講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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