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欽本立在紀念上海《文匯報》創辦五十週年時撰文指出：「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國有國格，這個問題至關重要。」

隨著整頓《世界經濟導報》工作的全面展開，撤除具有獨立意識的欽本立《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職務的活動，又 一次地緊鑼密鼓地開始了，當時保守派的理由是欽本立年齡已經過線，應該讓年輕人來幹，看上去確實冠冕堂皇。

《新觀察》主編戈揚以自己的經歷鼓勵欽本立，「胡喬木這些人的年齡也早就過線了，他不退，我也不退！」

與此同時，海外關心《世界經濟導報》命運和欽本立去留的有識之士，也直接飛往北京，開始了鮮爲人知的斡旋。於是，趙紫陽辦公室傳出信息：在改革上，《世界經濟導報》起到別的報紙起不到的作用，讓欽本立再幹兩年。其實，這個時候，上海市委任命《世界經濟導報》新的總編輯的文件，都已經擬好了。當然，在北京來的信息面前，上海市委也只得收回成名，欽本立又一次轉危爲安。

在處理《世界經濟導報》這次危機的過程中，趙紫陽也顯示了一個逐漸成熟的政治家的運作技巧。就在他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扭轉局面的講話前後，也是在駐《世界經濟導報》工作組將對《世界經濟導報》進行深入清查之際，他先是在《世界經濟導報》發表的一篇看來很普通的文章－－由國家經委政策研究室一批年輕專家撰寫的「深化企業改革的理論探討」文章上作了有一百多字的批示，讚揚《世界經濟導報》刊登這篇文章，並要求在全國範圍裏進行討論、研究。以後趙紫陽的批示和這篇文章，就成爲國務院的一個文件，發到了全國各地的有關部門。此事對處在整頓《世界經濟導報》第一線的上海市委宣傳部，產生了非常微妙的心理影響。

此後，趙紫陽辦公室祕書中共元老李富春的孫子李勇在六月二十七日又親自到《導報》北京辦事處，雖然他傳達的訊息，是要求《導報》在報道知識分子待遇、教育和物價，這三個永恆的問題上要謹慎處事，「過去搞一言堂，現在提出要建立民主政治，實現這個目標，要按照中國的政治改革的目標一步一步去實現，不能調子唱得太高，否則不僅不能實現，反而會搞壞。學生鬧事，對發展起了影響不好的作用。……即使西方也要影響輿論，控制輿論。」儘管這番講話，被《世界經濟導報》同仁看來是十分保守的，但中國的保守派，卻把這一過程看作是趙紫陽爲剛受過整頓的《世界經濟導報》打氣鼓勵，對欽本立倍加慰問。上海市委宣傳部的工作組，雖然從來都沒有宣佈過解散，但是在《導報》辦公室裏卻再也見不到他們的人影了。如此「保」《導報》過關，現在也成了趙紫陽支持、縱容自由化的罪狀之一。從此欽本立和《導報》，與中國開明的改革派趙紫陽的命運捆在一起了。欽本立的擦邊球越打越險，越打作用越大。

一九八八年，中國出現了幾乎是一九四九年以來少有的寬鬆環境。欽本立率領《世界經濟導報》同仁，一邊是不斷的突破禁區，以自己的特殊手段，爲創造寬鬆的環境發揮特殊的作用；同時毫不放鬆的抓住已經有了的寬鬆的條件，打出更驚險的擦邊球，力爭把「球檯」的檯面打得更大。

熟悉中國政治的欽本立，瞄準了一個萬無一失的角度，在《世界經濟導報》頭版頭條上大聲疾呼「不能不研究鄧小平的政治改革思想」。緊接在此基礎上，對法制與政治體制改革、用法律手段反對官僚主義，從法律制度上確認新聞媒介的相對獨立性、新聞立法與新聞改革、修改憲法的建議，建立人大會議旁聽制度的建議等等，展開了廣泛的公開討論，提出「改革成功取決於公民主體意識的覺醒」。

與此同時，欽本立以其特有的膽略，從八八年春節開始，舉行了一場「球籍」問題的大討論：「面對本世紀最後一個龍年，中華民族最緊要的還是『球籍』問題」，影響遍及海內外，同時亦引起北京高層人士的重視，確確實實地起到了欽本立期望的那種「作用」。

作爲這場討論的一部分，《世界經濟導報》發表了嚴家其與戴晴的長篇對話，「中國不再是龍－－走出使人迷醉的龍的世界。」這在中國社會各階層中引起了強烈的震憾。出乎意外的是，反應最激烈的要數中共元老簿一波的公子，北京市旅遊局局長簿熙成。當時他正大張旗鼓的在搞龍年特色旅遊，他認爲《世界經濟導報》的文章不但要破壞他的如意算盤，而且是挖了傳統文化的命根子。倒是法新社的記者眼光更敏銳一些，他在介紹《世界經濟導報》的這篇文章時指出，鄧小平的生肖屬龍，而且在中國龍是最高統治者的象徵，嚴戴對話給人一個信號，鄧掌握著中國的絕對權危。如果這種分析是有根據的，簿公子的反應就有深意了。但不管風吹雨打，欽本立依然「勝似閒庭信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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