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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编者按：今天又是一个「六四」了，1989年的六四是个不能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最受益的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江泽民，他就是在这一天踩着义士们的尸骨和扼杀天安门母亲的眼泪登上了总书记的宝座。至今，您还记得那些被坦克车碾得骨肉分离、血肉模糊的满腔热忱的大学生们吗？您还记得江泽民的发迹是因为他在上海镇压钦本立办的《世界经济导报》所开始的吗？也许时间久了，记忆就模糊不清了，那么让我们再翻开历史的那一页，看看创办《世界经济导报》的钦本立是个怎样的人，《世界经济导报》到底都刊登了些什么文章，还有钦本立和《导报》与江泽民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而江泽民又是如何成为「六四」的最大受益者。 从头说起 一九一八年农历七月初七，钦本立出生于江南太湖之滨的长兴县，祖先在元朝时，从蒙古迁居此地的绅士。在家中，钦本立是长子，他有一个弟弟钦本廉和两个妹妹。钦本立在湖州念完了小学，入读当时的名牌学校“杭高”－－－杭州高中。抗日战争中，钦本立考入了朝阳大学，攻读法律专业。由于他参加并组织领导了当时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在大学三年级，被学校当局开除了学籍。 作为失学青年，钦本立在社会上闯荡了一个时期。经当时一些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的帮助和提携，钦本立开始了新闻工作者的生涯，先是在成都《时事新报》，又在重庆的《商报》和《商务日报》等报社服务……。 钦本立在晚年常常回忆自己重庆作报人的那段经历。他说“《商报》只办了一年，就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了，……现在《商报》留下的人不多了，但还有几个，都是种子。”钦本立的这席话，与其说是在评论他的旧同事，还不如说是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概述。 重庆的《商务日报》，是被中共地下党控制的国民党报纸，当时吸引了不少进步新闻工作者为其效劳。现在的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杨培新，当时任《商务日报》的探访部主任，钦本立与刘火子、梁柯平、邵琼、周洁等均为该报的记者。据当时的同事回忆，钦本立尽管言辞谨慎，谈吐木讷，显得城府颇深；但他生就的浓眉大眼风度洒脱，平日里喜欢戴一条紫红色的领带，颇具魅力。 “校场口事件”爆发以后，高集、浦熙修等著名记者发起签名抗议国民党法西斯白色恐怖的运动，钦本立当时亦投身其中，在抗议书上毅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抗战之后，钦本立开始活跃于上海新闻界。期间他曾就职于上海《经济周报》，主要通过与该报作者与读者的社会关系，为中共作上海“解放”的准备工作。当时，钦本立作为一个为真理而献身的进步青年，已经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并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七年五月，《文汇报》被国民党当局关闭，该报创办人徐铸成只得将报社迁至香港。但《文汇报》仍要坚持报道国内问题为主，便在上海设立了一个记者站，钦本立当时就是上海记者站的负责人，浦熙修等著名记者在国内写的一些重头稿件，都是通过钦本立传到香港去的。 在《文汇报》与徐铸成合作 “解放”初期，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合并，成立了《新闻日报》，钦本立作为共产党的代表人在该报主事。后钦本立又到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任财经组组长。一九五零年，中共为了完善和巩固自己的中央政权，从各地抽调干部进北京，充实中央各部门的工作。钦本立亦偕夫人进北京，担任了《人民日报》国际经济部的一位负责人，当时他主要研究和报道美国经济。一度他也是《人民日报》首任特派美国记者的人选，后因中美交恶而告吹。 钦本立在《人民日报》期间，曾介绍当时在北京办《教师报》的徐铸成，结识了《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当时钦本立与徐铸成是住在同一条街上的邻居。邓拓与徐铸成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在交谈中，邓拓鼓励徐铸成恢复上海的《文汇报》，他认为这张报纸有别的报纸所不能起的作用。 徐铸成回上海促成了《文汇报》的复刊，徐铸成与邓拓商量请钦本立反沪，任党组书记兼第一副总编，负责日常编务工作，即常务总编。《文汇报》当时还是一张公私合营性质的报纸，按规定应该有中共党员作“公方”代表参与或主持报社的领导工作。由于徐铸成以前与当局所派的共产党干部合作得不尽如意，故在复刊时决意要寻找一位能够合作共事的中共干部，曾与他共过患难的钦本立，就成了他合适的理想人选。 但钦本立起初并不愿意回上海，但当时许多朋友都去劝说钦本立夫妇，连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也鼓励钦本立不要有顾虑，到上海后协助徐铸成大胆工作，把《文汇报》办好！ 《文汇报》作为一张以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的报纸，在徐、钦等老报人的领导下，当时的确办得有声有色，连毛泽东都感到《文汇报》比《人民日报》更有看头。毛的这一评价使钦萌发了一个思想念头：在中国大陆的具体国情里，可以通过报纸舆论，对高层决策的形成产生影响，从而起到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作用。 “反右”被连降三级 一九五七年，钦本立和广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一样，怀著满腔热情给党提意见，提建议。是年三月下旬，徐铸成率领上海新闻代表团访苏四十多天，报社事务完全由钦本立“一把抓”。徐铸成回国后还是整天埋头在写《访苏见闻》并逐日在《文汇报》上连载。多少年后，徐铸成向笔者回忆道：当时看到《文汇报》卷入大鸣大放时，吃了一惊，即刻打电话对钦本立讲：近期的版面处理得太过火了，过犹不及啊！虽然钦本立听取了徐铸成的意见，对版面作了调整；但为时以晚，毛泽东在六月五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接著先后发表了《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汇报》被理所当然的定性为右派报纸，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副总编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被划为全国性的大右派。 钦本立作为《文汇报》的主要负责人，按理也难逃右派分子这顶帽子，但由于他是共产党“派”他到《文汇报》去的，而反右的矛头主要是对著民主党派的非中共党员（毛断言民主党派在向执政的共产党进攻，欲取而代之），故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宣传部长石西民认为，钦本立如划成右派，可能不利于中共自己的形象。结果，钦本立被处分为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三级。 随著钦本立在反右运动中所受的挫折，他被调离《文汇报》，去中共上海市委调研室工作，负责主编一本内部刊物。在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中，他也参加“四清”工作队下放到农村去。文革开始以后，他被下放到上海郊区的奉贤县的一个“五七”农场劳动改造。此前，他还曾被红卫兵、造反派，单独一人关押在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牛棚”里，长达七个月之久，走出“牛棚”时，他不但胡须长得很长，而且已不会讲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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