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宝表现出他的勇气与诚实敢言作风。他对董伯提出的“请求”，若董伯作为领袖，自然是应该承担的责任，然而，从上周一董伯对反对立法游行的反应来看，社会分化毋宁说正是董伯造成的。是他一意孤行地要用蓝纸草案的方式仓促立法，而无视社会上多数人的反对之声。社会上支持立法的人士，其实主要只是支持董伯。在支持与反对立法的问题上，董伯不仅有所偏袒，而且根本就是分化的起源，在这种情形下，他又怎能化解社会的分化呢？

其次，董伯虽说用“废除投票”的方式，自动当上了第二届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但无论在合法性上，以及能力表现上，都绝对难以让社会认同他是香港的领袖。

过去，香港的亲中护董人士为董伯辩解，说他担任第一届行政长官是“孤身一人上路”，整个政府都掌握在“前朝遗臣”手中，因此政绩不彰并不是董伯的过错，而且以“孤身一人”对付整个公务员系统，他已经算表现得不错了。

笔者不知道，亲中护董人士，是否这样向北京打报告的。不过，两年前，在澳门回归一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曾藉澳批港地表示：“行政长官既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也是特区政府的首长。”言下之意，行政长官应掌有政府的实权，换句话说，“公务员之首”不应是政务司司长，而应是行政长官本人。

在中央指示之下，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被批评为没有与行政长官配合，而被迫请辞。但事实上，至少在钟庭耀事件上，陈太是具政治智慧地早早希望事情告一段落，反而是董伯坚持要调查，才查出一个“不诚实的证人”路祥安的。

董伯当上第二届特区行政长官之后，推行问责制。政务司司长已不再是“公务员之首”，三司十一局的“政策成败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董伯今年四月十七日在立法会的演辞）。于是，行政长官这回真真正正地是“政府的首长”也，他再也不是“孤身一人上路”，而是组成直接向他负责的班底。

大权在握之后，表现如何，真是有目共睹。细价股事件失错；“推高楼价少少”长时间“只闻楼梯响”，待推出“救市九招”又是徒劳无功；“财赤”嘴说○六、○七年可解决，却向朱镕基表示“忧心如焚”；公务员减薪举棋不定……。而最莫名其妙的是，违反他自己说的“急市民所急”推出二十三条立法谘询文件。

直接向董伯负责的叶刘淑仪，她为二十三条立法作的种种辩解，成为促使愈来愈多人反对立法的主要原因。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已没有驾御她或为她缓额的责任。问责制之下，叶太的“政策成败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我们又怎能相信董伯可以冷静处理市民的忧虑，能够公正化解社会的分化呢？

没有这么大的头就不要戴这么大的帽子。独揽大权的问责制之下的行政长官这顶帽子，对于一个志大才疏的人来说，委实太大了。

（苹果日报）(12/23/2002 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