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讨论中国稳定问题。然而，我认为，稳定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笼统地讨论稳定，会误导人们的思考。

首先，是不是所有的稳定都可以接受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秦始皇追求稳定，屠戮天下，焚书坑儒；他希望稳定到秦千世、秦万世，所以他自命始皇。但他的稳定不仅今天的人们不能接受，就是当时的古人也不能接受。溥仪也希望满洲国稳定，但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不愿接受他的稳定。显然，谁的稳定是我们理解稳定时一定应当首先弄清的问题。

其次，在不同国家中，稳定的涵意和意义并不一样。在中国，游行示威就是动乱，组织反对党更是动乱，“犯上”就是“作乱”。但在美国，游行示威不仅不是动乱，而且还是正常的权益，是健康的参政，你还可以组织反对党，公开和执政党竞□，这些都不是动乱，而是正常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稳定的有机组成部分。显然，判定稳定问题是依赖于政体性质的，稳定涵意与政体相关。我们不能忽略政体背景考察稳定问题。我们究竟是要民主的稳定，还是要专制的稳定。

有人说，中国现在很稳定。但我们要问，这是什么性质的稳定？是谁的稳定？是对谁有利、让谁受害的稳定？让我们看看中国现在被列为不稳定的因素就知道了。过去，毛泽东和共产党将阶级敌人列为不稳定因素，现在我们都知道那是冤狱是政治迫害，但是在当时，迫害者中很多人真相信那些人是坏人。今天呢？看看康晓光实证描述中的威胁稳定的群体，是工农大众。维持稳定就是镇压、压制和迫害大众。没有人认为他们是坏人，大家也都知道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是合理的，但还是要镇压和控制。这是什么稳定？这样的稳定是否公正？从良知的角度看，这样的稳定比毛时代还不能让人接受，毛时代的稳定是人民参与镇压他们心目中的坏人，今天的稳定则是明知别人是好人还要镇压别人！

前些天中央电视台播放一出电视，叫《省委书记》，其中写到某市来了个新书记。大刀阔斧搞改革，导致大量职工失业，连省劳动模范都下岗上大街擦皮鞋。这位劳模被书记领到市委会议上，劳模说：“书记讲了，旧企业是艘破旧的大船，要是大家都赖在船上不下来就要船毁人亡，我们工人阶级不能给国家添麻烦，所以我就主动下岗了。我别的不会，就会擦皮鞋。然后，会场上的官员们都很感动，都伸出脚来让他擦皮鞋，再付给他钱。这个场景实在令人作呕。问题是，国企这艘大船当初是谁下令建造的？不是你共产党吗？要下船，该谁先下？共产党不引咎辞职以谢天下，倒把别人赶下船。别人不肯下倒显得别人在耍赖，是破坏稳定，该镇压。天下还有比这更不公正的吗？

再看看政府是如何维持稳定的。康晓光说是牢不可破的精英联盟作为基础，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结成联盟。我看不是联盟，因为这里不是平等的自愿的结盟，不是权力分享，而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依附政治精英，被政治精英利用。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命运完全操纵在政治精英手中。因此，这里也没什么牢不可破。

我的问题是，中国的知识精英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稳定而不□疑和反抗？甚至写文章来为这样的稳定进行辩解？

我对在中国进行民意调查一直是有保留的。首先，什么问题能问，什么问题不能问，当局明显是有限制的。高明的宣传不一定是撒谎。高明的宣传是只说出一部分事实，故意不说出另一部分事实。如果你只问共产党允许你问的，不问它不允许你问的，这本身就可能产生误导。另外，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一般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听不到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辩，因此很难形成自己的真正的见解，很容易被官方的宣传牵著鼻子走。中共为什么要压制我们的声音呢？因为它知道一旦我们的声音加入，就可能改变别人的看法，就可能改变舆论的主流。史天健提出的那些民意调查结果，只怕中共自己就不敢相信。否则它为什么那么害怕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呢？它知道那些结果靠不住嘛。

中国的知识精英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这里有个变化过程。1989年开枪时，大家都很愤怒，认为这样的政权不能容忍。那时，很少有人谈论稳定性，因为人们不认同那个政权稳定；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结束这个政权，中国才能有中国人的良心可以接受的稳定，才能有符合中国人正义感的安定。今天，稳定性成为问题了。不少精英开始关心和忧虑这个政权的稳定性，而且是在知道这样的稳定是通过压制无辜受害的好人来维持的。这是与许多精英开始为这个政权辩解同时发生的。我的问题是，这样一个良心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这是镇压导致的恶果。

有人说今天中国已经有了很多自由，知识分子的待遇也有很大提高，有的知识分子宁可说他们放弃批判是因为被政府收买了。他们往往喜欢把今天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相比。为什么不再往前比呢？如果我们再往前比一比到六十年代乃至五十年代，那当然还是现在好得多，但再往前比呢，和四九年以前比呢？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经济地位上还是在政治地位上都比今天要高得多，可那时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对政治的关心和对政府的批评。另外再和八九之前比，那时候知识分子很风光，当时没有多少大款，知识分子在经济上的相对地位也很不错，但当时的知识分子最关心政治，最有批判精神。怎么到了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心态全变了呢？这当然是压制的结果，恐惧的结果，不是被收买的问题。我曾经说过，雍正乾隆以后，文字狱少了。但那不是皇帝变开明了，而是臣民怕入骨髓了。就象马戏团里的老兽，很少再挨鞭子。

不错，中共有人也说中国要民主；但是，他们□调必须是“中国式的民主。什么是“中国式的民主”？邓小平说过，中国式民主不搞三权分立、不搞多党制，不搞西方式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可是，如果这些都没有，那还能叫民主吗？

还有人讲台湾经验，国民党原来也专制，后来不是民主了吗？我要强调，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很重要的区别。国民党从一开始就从原则上承认宪政民主。国民党讲“军政、训政、宪政”，把训政即专制当作权宜之计。国民党有“还政于民”一说，它就承认它在威权期的权力是从老百姓那里借来的，将来是要还的。共产党什么时候说过要“还政于民”？共产党硬说它的一党专制天经地义，它的统治就是人民的统治，根本没有还不还的问题。这一区别很重要，这关系系到民主化在党内合法不合法的问题。

还有人说民主需要一定条件，例如市场经济、中产阶级。然而，象阿尔巴尼亚，象被毛泽东讥笑为“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民族蒙古都民主化了。那些国家并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也没有什么市场经济。现在，连许多黑非洲国家都进入民主化了。难道堂堂中国连它它们都不如吗？我们对中国人还有信心吗？即使我们说民主需要一定经济和文化条件，这也不能为政治迫害辩护。停止迫害不需要任何条件，只需要其意愿。停止迫害不需要任何条件，只需要其意愿。实行言论自由需要什么经济条件？别人发表了什么不同观点，你政府不要去抓不要去关，这不就成了吗？停止政治迫害也没有什么渐进不渐进的问题。一个强盗过去一个月杀二十个人，现在一个月杀十个。你能说这个强盗在进步，在改进吗？你能说这叫渐进改革，应该慢慢来吗？不，你必须叫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还有人说，现在形势不好，搞民主不是时候；等以后形势好了，再搞民主比较好。问题是，如果形势好了，共产党会说，我们不是搞得挺好吗，可见我们原先“四个坚持”坚持对了，反自由化反对了，可见我们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可见我们不需要民主；民主还会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

关于民主化，我想强调两点：

第一，不仅市场不是民主的必要条件，而且，在中国，发育市场尤其需要民主；因为，中国的市场化是伴随著私有化或产权重新界定的过程。如果没有民主的监督和制衡，权势者很容易利用职权化公为私，产生腐败。国有资产流失已经是严重问题，是腐败的最大来源。没有民主，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最不公正的财富分配。没有民主的私有化不能获得合法性，由此造成的财产再分配的现实，人民是不会承认的。现在人民没有发言权，只好眼睁睁地看著权势者抢夺属于人民的属于国家的财产，只好满足于在权势者的豪华宴席上捡点残汤剩饭，一旦他们有了发言权，他们一定会追究，要求权势者把抢去的财产退还。权势者害怕被追究，所以他们拼命抵制民主化。因此，如果中国沿著目前的改革逻辑发展，中国离民主不是近了，而是越来越远了。我们都能感觉到，1979年，甚至1989年六四前，搞民主的困难相对要小；今天，对统治者而言，风险大了，难度大了，以后还会更大。

第二，自由民主有其独立价值，不能仅仅作为工具用其它事物来判断其价值。人类实践表明，自由民主国家的各方面包括从功利标准看，都有更大成就；许多学者也试图解释这些成就为什么会与自由民主相联系。而威权肯定不能持久取得这些成就。但是，自由民主本身不需要其它的成就来判定价值。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譬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在包办婚姻制度下也可能实现后代的繁衍、家庭的稳定和子女的教育等目标。我们要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不只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上述目标(其实，能不能“更好”有时倒不一定)，重要的是，在自己的事情上由自己做主，这本身就是好的，是有价值的。

讨论：

顾为群：我觉得胡平的问题不难理解。中国的教育体制就是扼杀人的独立思考，愚弄青年，系统制造所谓只有专业技能和知识但没有思想的人才，占据中国各方面精英位置。少数漏网的有思想的精英在1989年后，或者入狱，或者不许回国，这样就使得中国的思想界的状况很贫乏，也很可怜。那些被制造出来的大批专业人士，既没有思想、也没有勇气对国家和社会负责任地做有关正义的批判性考察，而是在专制许可范围内摘章寻句，剽窃拼凑学问。所谓批判，也是小骂大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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