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箝制新闻出版界的文件

统管中共意识形态的最高机构中宣部以及国家新闻出版署，最近针对新闻出版界动作频繁，又是高调批评又是限期整顿，又是内部通告又是颁布文件，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求加强对新闻出版界的箝制。尤其是那份旨在清除有错误倾向出版物和编辑的红头文件，引起国际媒体震动。江泽民甚至下令要把这份文件下发到所有出版部门，以便对新闻工作者展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运动，并提高其“正确把握舆论导向的能力” 。

对新闻出版违规者绝不手软

文件除了规定重大腐败丑闻、重要犯罪案件、天灾人祸的新闻资料，须以新华社的通稿为准外，还发出了整顿新闻出版界的强烈信号。除了对违规编辑严厉处分外，对违规报刊将下再提出所谓的“黄牌警告”或改组编委，而是马上永久撤销执照。

文件列出的惩罚标准是：严禁发表猜测领导人变动的文章或报道，严禁发表呼吁在十六大政治改革的文章或报道，严禁发表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和报道，严禁发表违反党和国家政策的材料，严禁发表色情、暴力的文章，严禁发表包括军事和其它国家机关的材料，严禁发表威胁社会稳定或者反对中央少数民族政策的材料，严禁编造报道。

联想到稍早时候中宣部下发的内部通报，就知道这份文件其来有因了。通报列举的近期发生的媒体“十大违规事件”包括：安徽某报用“反腐败要从制度入手，因为制度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做文章；北京某报鼓励“民告宫”，鼓励起诉政府和党组织；广东某报报道“文革武斗”时，有意误导；造成严重的政治事故等等。在中共这样的政治环境之内，出现如此出格的报道确实下可思议。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暴露了中共治下的新闻出版界的无序，难以掌控。

近十家报刊成为整顿的祭品

事实上，中共当局对新闻出版界的整肃，从来没有停止过，只不过五月份以来在加剧而已。最近被当局整顿、警告乃至关门的报刊包括广东的《南方周末》、江苏的《经济早报》、河南的《大河报》 、广西的《广西商报》 ，以及湖南的《书屋》 、湖北的《当代名流》杂志等等。 《经济早报》因在六月初刊登了一篇题为《性格决定命运，人性决定股性》的文章，以调侃的口吻，讽刺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待深圳特区优惠政策的不同态度，暗示了自称足“半个上海人”的江泽民给上海过多优惠，冷落深圳。

而《河南日报》旗下的《大河报》，则因“舆论导向”出现问题，副总编辑马云龙被撤职，总编辑马国强被点名通报批评。该报两篇“问题文章”皆是为了揭露时弊，一是今年二月二十八日，全国医疗保险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该报以“靓女包围医改会”为题，揭露有近百名美女“包围会议”，以美色诱惑，向代表推销医药产品。另一篇题为《周口外商哭诉河南投资环境》的文章，记述外商对当地投资环境混乱、腐败层出的批评。

广受读者欢迎的《广西商报》被勒令停刊，原因是该报的揭露性报道惹怒了当地官员。至于《书屋》和《当代名流》杂志遭到当局整肃，也是由于意识形态出了偏差。 《书屋》是由湖南省出版局主管的杂志，由于刊登了《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作者何清涟日前已出逃至美国)等自由知识分子的文章，正、副主编均被逐出了编辑岗位，以“匡正”其倾向。湖北省作家协会主管的、由著名女作家方方担任社长的《当代名流》杂志，亦因发表了社会贤达李慎之、戴煌、方方等十人联名关注河南一冤案的公开信而被整顿。两者的下场有所不同，区别在于《书屋》经过人员调整、思想整顿仍可出版，而《当代名流》却被取缔。

箝制意识形态决不放松

中共建政以来，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其中一点就是紧紧抓住意识形态主导权不放，亦即所谓想管理好民众，首先要学会管住人的大脑。而现在大陆民众的大脑开始出现思想触角，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近年来尤为活跃，当局担心出现在报刊上的批评性文章，特别是呼吁中共十六大进行政治改革的文章，将引起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混乱。此外，政治与经济分而治之，也是北京的执政法宝。中共实施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政策，经济愈来愈与国际接轨，民众对资讯的接触也已相当迅速，但当局对传媒的控制，与二十多年前相比，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国际社会的批评，并不影响北京强力推行收紧意识形态管理政策。尽管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连续四年被世界保护记者委员会评为“新闻界十大公敌”之一 ，尽管中国大陆被指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数目最多的国家，北京领导集团依然我行我素，绝下会为外界的批评所动。

过去如此，现在还会是如此。目前频繁对越轨报刊开刀，也许正是江泽民等人刻意要做的一件事，目的在于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北京绝不会因为加入世界贸易而轻易对外开放被视为其致命穴道的新闻出版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