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国人权信息中心”指出，今年下半年知识分子和异见人士被捕或判刑的个案预料会显著增加，这是因为中共十六大即将在明年召开，江泽民集团为稳定政局而采取更严厉的镇压手段。

江泽民集团近来扩大对知识界的镇压，把黑手伸向一群原本不从事政治活动的自由派学者。“纽约时报”指出，过去，在大陆区分异议分子和非异议分子很容易，但逐渐的，两者之间出现了一个人数庞大的新群体│具有观怀意识的主流知识分子；他们好几年来都享受著大陆社会逐渐开放的好处│能够自由地在旅馆、网上，甚至是学术论坛上讨论政治，但突然的，他们发现已成为警察或其他部门的眼中钉。自由派的北京政治学者刘军宁突然被拘留，就是一个例子。

北京电脑设计师杨子立三月份被捕的过程，就颇能印证江泽民集团最近的紧缩情况。杨子立虽然九七年在北京大学念书时，曾组织过类似读书会的定期讨论会，并筹划“杨子理念花园”的讨论网站，但本人并未实际从事政治运动，只是偶而协助朋友破解江集团在网路上设置的防火墙，获取海外讯息，然而，由于近来江集团加强控管网路，因而成为政策牺牲品。

最让海外震惊的，还是江集团从去年十月逮捕香港学者徐泽荣以来，又接连逮捕多名回大陆探亲或访问的美籍华裔学者，其中包括高瞻、李少民、吴建民和一名美籍藏族学者等，他们到大陆从事学术活动或搜集学术材料，最后竟然都被控涉入间谍活动。

其中，高瞻竟然是带著丈夫及儿子回大陆“当间谍”，而中共副总理钱其琛访美时也向布希总统表示，高瞻可能“不知道她自己犯了什么罪”。

据香港“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分析，江泽民集团对于“收集情报”的定义及相关法律极其模糊，除了有所谓“泄露机密”罪外，在大陆收集任何敏感讯息都有可能被判重刑，例如，李海因为收集六四政治犯名单，于九七年被判刑九年；张善光因透露农民示威消息，于九九年被判刑十年；何朝晖因透露工人示威消息，于九九年被判刑十年；热比娅因收集新疆分离活动的公开消息，于去年被判刑八年；誊春燕因调查大陆精神病院关押法轮功信息，于去年被判刑三年；事实上，张善光和何朝晖只是向海外媒体描述示威情形，而热比娅寄给海外的所谓“国家机密”，也只是几张在新疆公开发行的报纸。

对于何谓“国家机密”，九八年德国“明镜周刊”记者周劲恒因“持有国家机密”而被限期出境一事，最具代表性：当记者向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请问“何谓国家机密”时，发言人竟回答说：“我不会告诉你”。

换言之，“何谓国家机密”，本身也是一个“我不能告诉你”的国家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