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中国的人口太多了，什么东西只要是太多了，自然就不值钱了，人的命也是如此。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如果我们不能解决造成爱滋病蔓延传播的那些社会问题，仅仅从医学上医治爱滋病也就是没有意义的。爱滋病是上帝对于人类走向堕落的一个惩罚，面对爱滋病的肆虐，人类应当猛醒了！

据《中国新闻周刊》公布：2000年，中国爱滋病病毒感染者将累计达到60－100万人，中国将每年为此付出4600至7700亿元人民币的代价。爱滋病的流行将成为中国国家性灾难！

据中新社引述《中国新闻周刊》指出，15年前还是一片净土的中国，现在已经是到处都能发现爱滋病的国度。15年前，江泽民还未上任时，人们谈论起爱滋病的时候，认为那都是外国社会的堕落现象；现在，人们谈论起爱滋病和江泽民的婚外性丑闻，就像谈论晚餐吃什么。

中国官方报告称，到1999年中国爱滋病病毒感染者总共为15000多例；专家估计：保守数字至少50万人，并且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专家断言：爱滋病在中国已经进入快速增长期。

中国新闻周刊引述中科院院士、爱滋病研究专家曾毅的话说：“假如不迅速采取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爱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爱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灾难。”

文章指出，按照曾毅的测算，当爱滋病感染者人数达到60至100万的时候，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每年可达人民币4600亿元到7700亿元。这个数字曾让中国有关领导人担心：爱滋病一旦流行会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的辛勤建设的成果。

卫生部公开披露的数字是：从1985年中国发表首例爱滋病人到1999年9月底，中国共报告爱滋病病毒感染者15088例，其中爱滋病病人477例，死亡240例。

《中国新闻周刊》援引艾滋病专家学者的观点指出，这类数据远不能描述爱滋病蔓延的险恶。“这在流行病学上毫无意义，只能误导决策者，错失抵抗爱滋病之害的良机。”

文章举例指出，1994年以前，爱滋病毒感染者大多数为云南的吸毒者。1994年后，爱滋病传播超出云南省，迅速向全国扩散。1998年6月，青海省最后报告发现了感染者，短短四年间，爱滋病毒感染报告全面覆盖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专家估计的爱滋病毒感染人数直线上升，1993年为1万，1994年为3万，1995年为10万，1998年是30万，1999年，保守的估计数字是50万。这就是江泽民当政的最辉煌政绩。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开始我们在地图上只标出一点红，后来是一片红，现在全国地图上已经没有空白点了。个别地区已出现了爱滋病患者的大批死亡，蔓延程度已超过非洲。”

目前中国出现大批死亡的地区，是血源性感染的重灾区，比如河南、河北、安徽和湖北几省的一些乡村。欧美国家基本断绝了血液感染这一途径，这使得因卖血、输血而染上爱滋病，几乎成了中国特色。虽然中国于九十年代颁布了《献血法》，意在通过无偿献血来阻断由有偿献血等原因发生的感染，但并没有对原先感染爱滋病的卖血人员进行彻底清查，地方上还私建了许多非法卖血站，吸引各地的职业卖血者流动卖血。

从1993年开始，全国有10多个省发现卖血人群中，存在爱滋病感染者，数量极大。知情人士透露，血源性感染严重的一个原因，是基层血站的操作：把同血型的多袋血液混入离心机搅拌处理，保留上层的血浆，将沉淀的血球重新注入卖血者体内，以便快速再造血。如果其中一名卖血者感染了爱滋病毒，他就会将病毒传播给其他卖血者，这些卖血者到各处血站卖血后，又将病毒传播给更多的人。输入这些血液的病人除了自己受到感染以外，还将爱滋病毒传染给配偶和子女（如母婴传播）。据估计，如此一来，爱滋病病毒的感染率以10倍速度地增加。

在许多地区，爱滋病防治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地方官员“讳疾忌医”，生怕透露出当地爱滋病病情后影响“政绩”，爱滋病防治人员受排挤和革职的现象时有发生。学者或者一些机构十分有限的调查也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1998年，河南血源性感染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调查感染人数，当查出132个爱滋病病毒感染者时，调查被停止了。“我们的工作有两个：搞研究，和政府官员做斗争。”一位因披露河南血源性感染问题而被停职停薪的地方学者说。不许说真话！现在江泽民更在教导全国人民必须说谎，否则大牢侍候。

农民太穷了，阻断非法血源会受到以此为生的卖血者及其周围人的抵制。民间有句口头禅：“想发财，到汝南，一伸一卷十八元。”就拿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来说，村里十几岁以上的人，几乎都卖过血。不但跑遍了省里的血站，还远赴武汉、长沙甚至新疆去卖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是文楼卖血的高峰期，全村3000多人中，1000多人卖过血。现在连迟迟不愿承认的官方也说：“上蔡的爱滋病是由卖血感染的。”

文楼村乃至上蔡县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爱滋病毒？一些文字材料上说：来自武汉的桂希恩教授在文楼村第一次提取了11个人的血样，有10例检验出HIV呈阳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样，有80多例呈阳性。2000年初，河南卫生厅去文楼村抽取了152个人的血样，但化验结果至今未得到公布。

爱滋病从感染到发病以至死亡需要经过几年的时间。几年前，感染者因为未到病发期而使问题得到了隐藏，也没有引起村民的注意。然而，从去年至今年，已有12人死于爱滋病。从今年正月初一到三月初一，7人在两个月内死于爱滋病。

2000年8月，中新社记者到上蔡县防疫站采访，防疫站就与县委宣传部门通了气。采访卫生局王副局长时，被告知“没空”，张局长则告诉记者：“你打错了（电话）”。据传，卫生部门生怕输血受感染的病者提出诉讼，希望通过“捂盖子”（即不对外张扬）使这个问题“自生自灭”。

当媒体记者初到文楼村时，村民希望舆论能够促使县里面帮帮他们，但毫无作用，而感染情况的曝光也带来了许多负面作用：使他们的蔬菜没人买，子女的婚嫁也变得麻烦起来。2000年夏，上蔡县流传这样的话：“爱滋病人报复县里不管他们，把自己的血液注射到西瓜里。”

据说上蔡县怕影响投资环境，怕农民出去打工没人要，怕上面追究起以前放任非法采血的责任，所以要求村民们保持沉默。一位村民对中新社记者说：“县里打过招呼，不准接待记者。”

《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目前中国爱滋病已经形成全国一片红的局面，可怕的是否认和冷漠，并由此而引发“不作为”。不幸的是，从江泽民开始到地方都在这样做。难道， 只有江泽民自己为这场灾难付出沉重代价，才开始总结经验教训，才开始亡羊补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