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安友答：「天安门密件」核心部份，是北京中央领导人，包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及中共元老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六四惨案爆发前一个半月，即当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四日这段期间所举行的高层会议及讨论纪录、及当时中央有关部会传达的文件纪要。这是天安门事件最后阶段北京最高层的政治程序纪录。也是我认为对中国共产党高层政治最完备的档案纪录。虽然我们也曾取得毛泽东时期中共内部一些文件，但没有像「天安门密件」所显示中共高层政治程序的完整性。

　　除事件过程中北京中央的政治纪录外，「天安门密件」也涵盖军方与地方纪录，包括安全机构的情报资料、当时示威学生团体或知识份子活动或举行会议的情况、海外媒体及中共驻外记者的报导、甚至外国外交官员在这段期间会见北京领导的资料……等，内容极丰富、完整与具体。

　　英文版「天安门密件」将先出书，全书五百二十页，共分十章，是从内容三倍于此的中文版资料选辑翻译而来，预定二００一年元月八日问市。中文版是从内容更丰富、由取得这些原始文件的「密件提供人」整理出的材料选辑而成，预定今年春天发行。英文版更专注中共中央会议及讨论纪录，大幅删略中文版记载较详细的当时天安门广场及地方情况。在编辑及出书过程中，我们保持高度机密。

　　「天安门密件」并非由我或美国学者专家编纂，而是由中国人完成。有关中国大陆的「密件提供人」，我必须对提供者的身份保密，不能说明背景、如何取得或编辑这些文件。这是基于保护「密件提供人」的安全。我希望读者自行从书中选辑的文件验证其真实性。我认为读者可从中得到结论，即提供者得以取得这些高层机密文件，有其特殊管道，而这不是政治异议者或民运人士所能作到的。

　　问：「密件提供人」能接触这些高层机密文件，如你所说，极不寻常，外界难免怀疑「天安门密件」的真实性？

　　答：这是很自然的疑问。这些文件的真实性可从三方面印证。首先，是我对「密件提供人」的认识，有些是我第一手的认知，有些印证自其他人，据此，我消除怀疑，认为「密件提供人」之所为，确如其所言，他有能力接触这些文件，通过验证，证明所说属实。

　　其次，从天安门文件本身及我编辑英文版的工作过程中，可印证其真实性。当然，文件揭露的事实并非全都正确，这是所有国家的档案共同的问题，譬如，天安门文件所辑中国安全机构的指控，认为台湾与美国在六四期间操纵学运、或指大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当时涉入六四，为美国中情局工作，这些说法并无根据。

　　另一方面，天安门文件显示高度的复杂性，内容丰富而完整，很难从中编造。文件并未特别刻划那一人特别好或特别坏，显示了客观性。此外，文件包含西方学者已知悉的中共政治程序讯息，与我们所知相符，并未冲突；也有一些资讯我们得以交互验证，譬如文件所列当时索罗斯「中国基金」在中国大陆的活动，我也涉入中国基金事务，得知其内幕，要虚构这些事很困难，审阅文件后都符合事实。

　　但文件中所列其它许多事我并未查证。譬如有关陈一谘、严家其、王军涛等多人的资料，我并未向这些流亡在外的人亲自查明。这涉及出书过程的保密性。当这些文件出版后，这些涉及的人士可作验证。

　　第三个确认真实性的理由是，与我一起编辑此书的友人，包括对天安门事件素有研究及当年在北京现场的学者专家，如林培瑞（Perry Link）、夏伟（Orville Schell）、美驻北京大使李洁明等多人，审阅部份或全部文件，都确认符合事实。

　　问：所谓「密件提供人」是一人或多人？人们想了解、也不免猜测，编纂人披露这些机密文件的动机？你协助密件提供人出书的出发点为何？

　　答：我以单数形容密件提供人，且用男性（他）的称呼而不用女性（她）。但我应点明，依常识推断，仅凭一人之力，很难完成所有天安门文件的编纂工作。基于安全理由，我无法披露提供者更多资料。

　　密件提供人显然有某种程度的政治动机。但此一政治动机有更广阔的一面，也为许多中国人民共同拥有，即试图克服北京领导层对政治改革的抗拒。许多中国人，包括邓小平本人，都提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密件提供人认为，要推动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是要将代表政治改革象征的六四事件纪录充分宣露于外，冲破北京对六四设定的禁忌。

　　此外，密件提供人另一政治动机，是试图藉披露文件，给予支持政治改革的北京领导人助力，而施压或打击不支持政治改革的领导人。密件提供人希望天安门文件使北京当局正视六四，期望重新启动一度中断的民主改革进程，使中国有更民主的未来。

　　基于学术探索与追求历史真实，使我愿意协助天安门文件出版。我重视文件的真实性与正确性，远大于披露文件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对我而言，天安门文件最重要在于，它包含我前所未见北京高层政治决策过程的丰富纪录，提供我对六四事件后至今、以及今后中南海政治走向的重要讯息。

　　问：「天安门密件」的重要性为何？它透露什么讯息？能否改变对六四事件已有的认知？

　　答：可从两个方面说明重要性。首先是文件本身。这是北京高层机密文件的重要披露，有如美国当年「五角大厦文件」泄漏于外；从天安门文件中我们得知当时中南海高层的政治斗争，此一斗争延续至今，有其联系性；文件也显示，「政治改革」是从当时至现在北京高层政治重要的一项议题，天安门事件即是政治改革的象征。

　　另一方面，天安门文件的重要性在于能从中学习到什么。对一些已有深入钻研的人来说，文件显示的许多观点并不令人惊讶。譬如我们已知李鹏当时是保守派、赵紫阳为改革派，邓小平最后拍板定案等。天安门密件使我们更清楚六四运动的全貌，对当时学生寄予更大同情。我认为密件的披露有助于六四平反。

　　问：密件显示邓小平在事件过程扮演关键角色，这是否影响邓的历史评价？

　　答：密件所显示最令人惊讶的是，在历经六四事件整个过程中，即使作出镇压决定，邓小平始终强调，必须继续推动「改革开放」，绝不能中断。密件使我们进一步认识邓小平坚持改革开放的意志。

　　但密件也支持一项结论：邓的政治改革视野有其局限。他没有足够的 政治想像力或政治灵活性，以因应改革开放后带来的结果：即社会将要求更多且更形复杂，人民的政治生活将为之转变。邓仍强调完全的共党控制，而邓的这项思维，得到其他元老如杨尚昆、薄一波、王震、陈云、李先念等支持，部份元老的思维比邓更保守。

　　从密件也得知，邓小平是一名完全的实际主义者，同时毫不留情。邓告诉赵紫阳，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解决（六四示威），但一定要解决，任何你想用的途径都好；当赵无法解决问题时，邓随即转向，决定必须使用武力。邓愿意以任何可用的方式，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固然不愿意动武，他深知动武对北京政权造成的重大代价。但一旦认定必须武力解决，北京政权才得以生存，邓毫不留情下令执行。

　　问：「天安门密件」英文版一月初出版，你预期北京作何反应？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如何看待此书？

　　答：首先，北京将查证文件的真实性，比对北京自存的档案。如果证明天安门密件属实，北京否认文件的真实性将有很大风险。因为这样的否认难以令人信服，将使北京自取其辱。北京也可能质疑我的动机，将我出版天安门密件，与我曾为毛泽东私人医师李志绥回忆录及民运领袖魏京生著作写序相联系，指我从事与涉入各类反北京活动，但这些都不是重点，问题核心在天安门密件是否真实与正确？若属实，即经得起考验，北京势难否认。

　　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首先关注的，应是天安门密件的真实性。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他们将谨慎及全面的验证，查证有关事实，作出自己的结论。相信最后他们会同意我的认定。

摘自(博讯网)(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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