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問：請說明「天安門密件」一書的背景；文件的性質？如何取得與編纂？
黎安友答：「天安門密件」核心部份，是北京中央領導人，包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及中共元老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六四慘案爆發前一個半月，即當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四日這段期間所舉行的高層會議及討論紀錄、及當時中央有關部會傳達的文件紀要。這是天安門事件最後階段北京最高層的政治程序紀錄。也是我認爲對中國共產黨高層政治最完備的檔案紀錄。雖然我們也曾取得毛澤東時期中共內部一些文件，但沒有像「天安門密件」所顯示中共高層政治程序的完整性。
除事件過程中北京中央的政治紀錄外，「天安門密件」也涵蓋軍方與地方紀錄，包括安全機構的情報資料、當時示威學生團體或知識份子活動或舉行會議的情況、海外媒體及中共駐外記者的報導、甚至外國外交官員在這段期間會見北京領導的資料……等，內容極豐富、完整與具體。
英文版「天安門密件」將先出書，全書五百二十頁，共分十章，是從內容三倍於此的中文版資料選輯翻譯而來，預定二００一年元月八日問市。中文版是從內容更豐富、由取得這些原始文件的「密件提供人」整理出的材料選輯而成，預定今年春天發行。英文版更專注中共中央會議及討論紀錄，大幅刪略中文版記載較詳細的當時天安門廣場及地方情況。在編輯及出書過程中，我們保持高度機密。
「天安門密件」並非由我或美國學者專家編纂，而是由中國人完成。有關中國大陸的「密件提供人」，我必須對提供者的身份保密，不能說明背景、如何取得或編輯這些文件。這是基於保護「密件提供人」的安全。我希望讀者自行從書中選輯的文件驗證其真實性。我認爲讀者可從中得到結論，即提供者得以取得這些高層機密文件，有其特殊管道，而這不是政治異議者或民運人士所能作到的。
問：「密件提供人」能接觸這些高層機密文件，如你所說，極不尋常，外界難免懷疑「天安門密件」的真實性？
答：這是很自然的疑問。這些文件的真實性可從三方面印證。首先，是我對「密件提供人」的認識，有些是我第一手的認知，有些印證自其他人，據此，我消除懷疑，認爲「密件提供人」之所爲，確如其所言，他有能力接觸這些文件，通過驗證，證明所說屬實。
其次，從天安門文件本身及我編輯英文版的工作過程中，可印證其真實性。當然，文件揭露的事實並非全都正確，這是所有國家的檔案共同的問題，譬如，天安門文件所輯中國安全機構的指控，認爲臺灣與美國在六四期間操縱學運、或指大金融家喬治索羅斯當時涉入六四，爲美國中情局工作，這些說法並無根據。
另一方面，天安門文件顯示高度的複雜性，內容豐富而完整，很難從中編造。文件並未特別刻劃那一人特別好或特別壞，顯示了客觀性。此外，文件包含西方學者已知悉的中共政治程序訊息，與我們所知相符，並未衝突；也有一些資訊我們得以交互驗證，譬如文件所列當時索羅斯「中國基金」在中國大陸的活動，我也涉入中國基金事務，得知其內幕，要虛構這些事很困難，審閱文件後都符合事實。
但文件中所列其它許多事我並未查證。譬如有關陳一諮、嚴家其、王軍濤等多人的資料，我並未向這些流亡在外的人親自查明。這涉及出書過程的保密性。當這些文件出版後，這些涉及的人士可作驗證。
第三個確認真實性的理由是，與我一起編輯此書的友人，包括對天安門事件素有研究及當年在北京現場的學者專家，如林培瑞（Perry Link）、夏偉（Orville Schell）、美駐北京大使李潔明等多人，審閱部份或全部文件，都確認符合事實。
問：所謂「密件提供人」是一人或多人？人們想了解、也不免猜測，編纂人披露這些機密文件的動機？你協助密件提供人出書的出發點爲何？
答：我以單數形容密件提供人，且用男性（他）的稱呼而不用女性（她）。但我應點明，依常識推斷，僅憑一人之力，很難完成所有天安門文件的編纂工作。基於安全理由，我無法披露提供者更多資料。
密件提供人顯然有某種程度的政治動機。但此一政治動機有更廣闊的一面，也爲許多中國人民共同擁有，即試圖克服北京領導層對政治改革的抗拒。許多中國人，包括鄧小平本人，都提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密件提供人認爲，要推動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是要將代表政治改革象徵的六四事件紀錄充分宣露於外，衝破北京對六四設定的禁忌。
此外，密件提供人另一政治動機，是試圖藉披露文件，給予支持政治改革的北京領導人助力，而施壓或打擊不支持政治改革的領導人。密件提供人希望天安門文件使北京當局正視六四，期望重新啓動一度中斷的民主改革進程，使中國有更民主的未來。
基於學術探索與追求歷史真實，使我願意協助天安門文件出版。我重視文件的真實性與正確性，遠大於披露文件可能帶來的政治影響。對我而言，天安門文件最重要在於，它包含我前所未見北京高層政治決策過程的豐富紀錄，提供我對六四事件後至今、以及今後中南海政治走向的重要訊息。
問：「天安門密件」的重要性爲何？它透露什麼訊息？能否改變對六四事件已有的認知？
答：可從兩個方面說明重要性。首先是文件本身。這是北京高層機密文件的重要披露，有如美國當年「五角大廈文件」泄漏於外；從天安門文件中我們得知當時中南海高層的政治鬥爭，此一斗爭延續至今，有其聯繫性；文件也顯示，「政治改革」是從當時至現在北京高層政治重要的一項議題，天安門事件即是政治改革的象徵。
另一方面，天安門文件的重要性在於能從中學習到什麼。對一些已有深入鑽研的人來說，文件顯示的許多觀點並不令人驚訝。譬如我們已知李鵬當時是保守派、趙紫陽爲改革派，鄧小平最後拍板定案等。天安門密件使我們更清楚六四運動的全貌，對當時學生寄予更大同情。我認爲密件的披露有助於六四平反。
問：密件顯示鄧小平在事件過程扮演關鍵角色，這是否影響鄧的歷史評價？
答：密件所顯示最令人驚訝的是，在歷經六四事件整個過程中，即使作出鎮壓決定，鄧小平始終強調，必須繼續推動「改革開放」，絕不能中斷。密件使我們進一步認識鄧小平堅持改革開放的意志。
但密件也支持一項結論：鄧的政治改革視野有其侷限。他沒有足夠的 政治想像力或政治靈活性，以因應改革開放後帶來的結果：即社會將要求更多且更形複雜，人民的政治生活將爲之轉變。鄧仍強調完全的共黨控制，而鄧的這項思維，得到其他元老如楊尚昆、薄一波、王震、陳雲、李先念等支持，部份元老的思維比鄧更保守。
從密件也得知，鄧小平是一名完全的實際主義者，同時毫不留情。鄧告訴趙紫陽，不管你用什麼方式解決（六四示威），但一定要解決，任何你想用的途徑都好；當趙無法解決問題時，鄧隨即轉向，決定必須使用武力。鄧願意以任何可用的方式，解決必須解決的問題。鄧固然不願意動武，他深知動武對北京政權造成的重大代價。但一旦認定必須武力解決，北京政權才得以生存，鄧毫不留情下令執行。
問：「天安門密件」英文版一月初出版，你預期北京作何反應？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如何看待此書？
答：首先，北京將查證文件的真實性，比對北京自存的檔案。如果證明天安門密件屬實，北京否認文件的真實性將有很大風險。因爲這樣的否認難以令人信服，將使北京自取其辱。北京也可能質疑我的動機，將我出版天安門密件，與我曾爲毛澤東私人醫師李志綏回憶錄及民運領袖魏京生著作寫序相聯繫，指我從事與涉入各類反北京活動，但這些都不是重點，問題核心在天安門密件是否真實與正確？若屬實，即經得起考驗，北京勢難否認。
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者首先關注的，應是天安門密件的真實性。這是最關鍵的問題。他們將謹慎及全面的驗證，查證有關事實，作出自己的結論。相信最後他們會同意我的認定。
摘自(博訊網)(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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