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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讯】据检察日报9月28日文:死人是经常发生的，对于社会来说这很正常。但是，如果不该死的人却死了的事也经常发生，这算不算正常？如果以公务的名义将不该死的人置于死地的事也经常发生，那这公务是否令人可怕？ 在半个月之内，接连读到三篇关于年轻女子非正常死亡的报道，心里堵得慌。 21岁的四川威远孕妇徐文英，临产前由好心帮忙的面包车司机送往县城医院，本来20分钟就可到达的路程，却被半路里杀出的4名“运政执法人员”硬是多截停了20分钟。等孕妇送进医院，“血压为零，脉搏也摸不到了”。 19岁的青海西宁考生杨颖，高考分数已超过了她所报考的第一志愿高校文科的录取分数线，却因家里拿不出招生老师要求的“三五万元”，而不能被该校录取。在家长送钱、下跪等办法全部使尽仍然无望的情况下，杨颖留下了“我对当前高考太不服气”的遗言走了。 24岁的湖北某出版社编辑陈倩，两年前因肠胃不适，到武汉同济医院治疗。医生在为其作小肠灌钡检查时，致使钡剂进入患者肺部；而主治医生长时间脱离岗位，未进行对症抢救。当陈倩心跳突然下降到46次/分钟时，居然由实习生轮流为陈倩做人工按压，竟把肋骨压断了4根。当主治医生终于出现时，陈倩早已“呼吸停止，心跳停止”。 我不知道每年有多少起因“工作”而置人于死地的事情发生，但我相信那会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因为我们总是不断地读到类似的报道。 中国人以善于忍耐而闻名于世。处于弱势地位的老百姓能忍：只要人还活着，他们情愿忍辱负重。当孕妇徐文英乘坐的面包车遭到运政人员拦截，生命一分一秒地流逝时，徐母抱着女儿给他们下跪，但运政人员无动于衷，甚至“拔掉了汽车钥匙，转身就走”。考生杨颖的母亲也曾“低三下四地给人下跪”。患者陈倩的父亲在医生谎称已死的陈倩还能“救活”，但“救活了也是植物人”时，赶快签字，同意为女儿施行开胸手术。然而他们都失望了，他们的忍让并未救回自己女儿的性命。 有些领导也是很能忍耐的，只要下面的人不闹出人命来，就由着他们闹去，自己睁一眼闭一眼。事情闹大了，自己再出来“重视”也不迟。《北京青年报》有关报道的题目是《孕妇惨死，惊动县委》，对此我不知道是该感到悲哀还是该感到滑稽。当然，相对于至今未表态的某些政府部门、至今未吱声的某些招生老师，以及坚定地声称“这件事怎么鉴定都只是医疗意外，而不是医疗事故”的同济医院领导，威远县委的态度也许还是该值得称道的。 人命关天，关谁的天？关自己家里人的天。对于三名年轻姑娘的家长和家属来说，人死了，天塌了！而对于那些由于自己的过失而致死人命的人，你能指望他们真心忏悔吗？同济医院至今还与陈倩的家长打着官司，一口咬定陈倩只是死于罕见的医疗意外，而负责法医鉴定的其中两名医生竟出自同济医院的上级单位——同济医科大学！威远运检的执法人员则更显出一副无辜的样子：“（我们）学雷锋做好事，还受到各界谴责，请记者……为我们说句公道话。”如此对他人的生命冷漠至极的人竟会声称是雷锋的“信徒”，如雷锋在天有灵，不知该作何感想？ 《中国青年报》在《榜上有名者为何走上绝路》的编后语中说：“杨颖，如果你的死，能唤起那些搞不正之风的人的良知，能让他们有所胆怯的话，九泉之下的你当瞑目了。”这话说得太天真了——那些人也许感到过胆怯，但却决不会是因为杨颖的死。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良知是最不值钱的。这篇报道中不是写了吗：在杨颖死后的第三天，记者佯装一考生的家长，拨通曾跟杨颖父亲说过“三五万元可争取计划外指标”的招生老师的手机，那位老师一听记者说能掏5至8万元，马上允诺：“你给我留个电话号码，我给你问一下……”要指望这些人良知的苏醒，要等到何时？(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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