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於12月3日出版的亞洲週刊報導說，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穩定發展，不少人都富起來了。最近《福布斯》（Forbes）雜誌評選「中國大陸五十大富豪」，包括榮毅仁、劉永好四兄弟、任正非等前十名富豪的財產，總額就接近六十億美元。不少人則在連年上升的神州股市中，在自立創業的熱潮中，賺得人生裏的第一桶金，因此消費也豪爽闊綽，一擲千金。上海、廣州等城市的購物大道上游人如鯽，高級西餐廳、大酒樓都擠滿顧客。在上海，擁有自己房屋產權的業主越來越多，起碼有半數上海家庭成了業主。在北京，私人轎車數目達到四十一萬輛，成爲中國大陸第一個私人轎車超過公車的城市。大型歌劇《阿依達》最近在上海上演，位置較好的門票每張人民幣一千五百元（約一百八十美元），但票房仍然紅火，很多觀衆想買也買不到。

然而，不是所有富豪的生活都奢侈揮霍。談到對「財富」的理解，四川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希望集團總裁劉永好說：「就我個人而言，在解決了基本的生存之後，財富已經沒甚麼意義，僅僅是一個數字，意味著社會的認同和事業的成就感。」他說，他更看重精神上的財富。浪費的感覺非常不好，他很少陪人吃飯，煙酒不沾，常常住工廠的招待所。

劉永好是劉永行的弟弟，也是整個大陸光彩扶貧事業的發起者之一，深切了解神州貧窮問題的嚴重性。事實上，部分中國大陸民衆的富裕生活，恰與另一些人的貧窮苦況形成鮮明對比。下崗工人、退休人員和農民的生活保障問題，依然是社會穩定的最大症結。中南海也意識到，大陸經濟要持續穩定發展，就必須縮小貧富差距。

這是一個下崗一家人的故事：國有機床廠遭遇下崗大潮，退休老工人老楊的大女兒、小兒子黯然下崗，大兒子不願不死不活等下去也主動下崗，大學畢業的小女兒待業，一個曾對國家經濟作出貢獻的產業工人之家，在社會轉軌期，在市場經濟大潮洶湧衝擊下，行將瓦解，矛盾叢生。

這是遼寧人民藝術劇院推出的話劇《父親》展現的一幕幕劇情，這部戲涉及中國大陸目前最敏感的社會問題，在上海演出火爆，戲票場場搶手。由於類似個案非常普遍，所以無數觀衆感同身受，爲劇中人的遭遇動容而留下熱淚。此劇編劇、遼寧省文化廳劇目室創作員李寶羣對亞洲週刊說：「《父親》最震撼人心的還是生活，我們不是在演繹概念，不是在昇華思想，而是抓住了真情實感，用最生活化的手段展示人心和人性。」

國企下崗職工達千二萬

北京國家勞動保障部透露，今年全大陸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達一千二百萬人。另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障局副局長韓風介紹，今年全大陸企業離退休人員增加二百萬，總數達到三千一百多萬人，養老金全年支出預計二千多億元人民幣，至今，企業欠繳養老保險費已高達三百多億元人民幣。今年國家開始對養老金機制作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以確保把養老金直接發放到離退休人員手中。

前不久，中共召開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在新世紀將全面建設小康生活的計劃。所謂「小康」，目前有兩個標準，一是以食物消費爲參照，食物消費支出降到家庭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另一標準是GDP達到八百美元。如今中國大陸城鄉居民生活都能在總體上達到這兩個標準，步入所謂「小康生活」，而全面達到小康還有一段距離。

不過，在百姓心中，小康的標準卻不完全一樣。二十多歲的程依菁家住上海仙霞路七百五十弄十四號，月薪二千多元人民幣，在中國大陸這樣的收入已不算低，但她覺得生活與心目中的小康仍有一段距離。她的爺爺退休工資才不到一千元人民幣，還要養活她奶奶。不過，兩老生活安定，平時花費不大，兒女的事也用不著自己操心，自認也算是小康了。在中國大陸，收入越高的人對小康的定位也越高。不過，大多數市民普遍認爲，這些年的生活水平確實有了提高。總的說，農村的變化還小，城市人與農村人的生活水平差距也大。

一箇中國四個「世界」

中國經濟的地區差距正在擴大，有學者更形容「中國是一個國家四個世界」，上海、廣東、北京代表第一世界；沿海發達地區爲第二世界；中部的內地城市是第三世界；西部未發展地區爲第四世界。

初冬時節，湖南省桂陽縣農民在爲今年的菸葉賣了好價錢而興高采烈，但鄰縣許多農民卻爲稻穀賤賣而傷心。桂陽縣一位李姓中年農民說：「百斤稻穀才賣三十一二元，本都撈不回來，一年白辛苦。縣裏幫我們種菸葉，這下可種對了。」農民手中有了錢，農村市場也活了。農民不增收，農村市場就啓動不起來，經濟增長就受影響。目前，中國大陸農村消費與城市還差好幾個檔次。

二十年前，中國大陸農民收入高速增長一度被稱爲「奇蹟」，達到百分之十五點六。九七年前幾年，農民收入出現不穩定；九七年後，急劇下降；至九九年，降至百分之三點八。不少專家學者對這一統計持有異議，認爲這幾年農民收入是負增長。

中國大陸糧食雖連年豐收，市場糧價卻持續走低。爲保護農民利益，國家財政掏錢補貼糧食收購，每年花幾百億元人民幣。大陸的糧價已高出國際市場二成至七成，財政盡了力，農民收入仍上不去，拖累了經濟穩定持續發展。糧食產量確實大幅度增加，但質量並未提高多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品種再不改良，農產品所受的衝擊會更大。

農產品收益下降，雖然與農業生產效率與流通效率有關，不過，歸根究柢是經濟體制問題。近年農村變化的趨勢是鄉鎮政府農場化，鄉鎮政府直接組織經濟的動力和措施都大大加強，政府要求農民種植某種經濟作物的事情，已是一個十分普遍現象。

農民負擔重生活陷困境

農民負擔沉重，使生活更陷困境。十一月，北京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聯席會議決定派出檢查組，專項檢查和重點督查山東、吉林、四川、福建、江西、湖南、甘肅七省農民負擔情況。雖然中南海每年都多次下發文件，頒佈政策，減輕農民負擔。但許多地方，特別是偏遠地區非但不執行這些政策，反而變本加厲向農民亂收費，以各種手段封鎖中南海的減輕負擔的聲音。

北京大學經濟學家厲以寧認爲，整個經濟的增長、許多就業問題的解決，得益於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第三產業的發展，這是百姓生活變好的重要原因。中國大陸市場經濟的倡導者、北京經濟學家吳敬璉則說，雖然從平均水平看已達小康，但目前經濟仍有很嚴重的問題，就是貧富差距太大，有些人是超小康了，但有些人連溫飽都成問題，即使大家都步入小康，差距還很大，會影響社會和政治穩定。(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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